“巫蛊”，本是中国古代民间百姓之间出于迷信而产生的一种害人的妄想，一种巫术。“蛊”的原义，大概是以某种毒虫使人陷于病患甚至死亡。《说文.虫部》里记载道:“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
汉武帝时代流行的巫蛊之术的形式有很多种，其中最常见和被人们普遍使用的大致是用桐木削制成仇人的形象，在要害地方刺铁针，然后埋入不为人知的地方，再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之，以期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某一时刻所诅咒的仇人得病或罹祸。不过这种“巫蛊”之术在民间一般都是妇女之间相互仇视时没有办法发泄而采取的一种妄想中泄私愤的方式而已。《六韬.上贤》说，”巫蛊”，是一种“伪方异伎”，是“左道”不祥之术，足以“幻惑良民”，因而“王者必止之”。
然而这种害人害己之术不但未能禁止，反而从民间传至宫庭，使得这种迷信意识严重侵入到上层社会尤其是宫廷妇女和贵族妇女之中。例如，汉武帝的陈皇后因为看到卫子夫十分受到宠爱而心生怨恨，于是就用“巫蛊之术”想致卫子夫于死地。但是很不幸，陈皇后的行为被发现并告发。可怜的陈皇后因而被废，牵连此案而被诛杀者前后竟达三百余人，卫子夫反而因祸得福被武帝立为皇后。
武帝晚年时曾经指使酷吏清查“巫蛊”，严刑逼供，死者达数万人。征和二年即公元前91年，有人举报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与不阳石公主私通，又在皇帝专用的驰道上暗埋偶人，用恶语相祝诅。于是公孙贺父子全家都被族灭了。不过数月，卫子夫的女儿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也因行“巫蛊”而被处死。可见武帝时代“巫蛊”之祸为害之烈难于想象。
汉武帝时代最大的巫蛊之祸当属太子刘据。汉武帝晚年病重其间，年老体衰，偏执多疑，喜怒无常，迷信方士神巫。因为相信自己得病是因为有人行“巫蛊”诅咒，于是让江充治“巫蛊”之狱。江充此人心理极度阴暗，冷酷而无情。在治狱其间，只要他认为可疑的人，不加辩别立即抓捕，往往有意指使人伪造现场，陷害无辜。在调查皇后宫和太子宫时就刻意制造冤案。
《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据》记载:“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官至省中，坏御座掘地。”“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尽以针刺之”。太子刘据听闻在自己家里发现桐木人大惊，不知所措。少傳石德劝说太子:前丞相公孙贺父子及两位公主就是前车之鉴，现在又有物证，我们已无法自证清白了，“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扶苏事耶？”处于极端被动处境之下的太子刘据听从了石德的劝告，起兵诛杀江充，并动员长安数万市民跟随自己起兵造反。当时正在甘泉宫休养的汉武帝听闻太子造反，起初并不相信，但得到确信后立刻回到长安，停住于城四建章宫，颁布诏书，调发三辅地区邻近军队，现场亲自指挥。太子军及数万长安市民与政府军血战五日，死者数万人长安城大街两边的排水沟都被鲜血充盈。刘据最终兵败在逃亡中绝望自杀。
这场汉代最严重的“巫蛊之祸”最终平息，但冤情随着事件的平息也逐渐大白于天下。汉武帝知道太子起兵只是由于惶恐而已，并没有造反的意图，他下令族灭了江充家，并在太子自杀地筑作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悔悟哀念。
太子起兵为什么那么多长安百姓追随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分析“巫蛊之祸”时认为是武帝晚年奢侈放纵，刑罚严酷，又频繁发动战争，使百姓不堪重负，以致奋起反抗。公元前89年汉武帝改变国策宣布:“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同时颁布“仁圣之所悔的”轮台诏。并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候，以表明使百姓得以休息，思富养民的决心。武帝和始皇相差无几，然能避免重蹈秦亡覆辙，原因就在于汉武帝能够“晚而改过，顾托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