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导致了盛唐走向衰落，但是祸乱大唐的藩镇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本来动乱平定，大唐王朝刚刚有了些许恢复往日盛景的意思，不过不仅藩镇问题没解决，还有了宦官擅权等问题，大唐直至灭亡都被在这些困境中挣扎，虽说有过中兴的机会，但是最终都失败了。
其实当安史之乱刚刚平定之时，唐朝对三位叛臣的宽恕就注定了藩镇割据的出现，作为曾经的叛军将领，唐朝为了拉拢，平息动乱，将安史降将李怀仙、田承嗣、李宝臣分领河朔三镇，逐渐成了地方割据势力，中央政府难以控制，朝廷政令根本无法到底地方， 一个朝代由兴转衰很容易，要从乱世重回到治世，不是纸上谈兵那么简单，从唐朝接纳安史叛将，并给他们加官进爵的时候起就等于默认了藩镇割据，后来再想改变已很难了。
对付边疆少数民族才有的藩镇，随着藩镇实力的增强，中央实力变弱，才有的安史之乱，平定安史之乱的也是一帮节度使，中央要封赏地方吧？中央要防着地方节度使吧？防就要有足够力量吧？怎么有足够力量？还是封节度使。所以了，中央实力不强，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为了制约藩镇，制造更多的藩镇，没法了，大唐国祚以尽，谁也不能挽救了，这也是天命吧，用军阀消灭军阀，结果变成了军阀遍地，割据势力此起彼伏。本来是想学汉武帝搞推恩令，让各藩镇的实力逐渐削弱，没想到中央实力不济，生生的从汉武帝变成了周平王，其实平叛安史之乱的时候，朝廷完全有机会把河北这些心怀叵测的投降藩镇将领一举解决，然后朝廷派遣流官治理地方，但是由于平叛时的纵容和姑息，没有降罪他们，仍旧让他们当土皇帝，代宗和朝廷虽然不满，却没有力量反对，只好听之任之。
安史之乱后投降的武将有兵有地，朝廷不得不给以节钺，承认他的地位以示羁糜，要打又灭不了，后来朝廷也明白了，河朔三镇太强了，防御关外的契丹等贼还是有用的，从中唐以后这几大节度史时叛时降的，用兵时间多，战场上历练过的定比承平日久的兵能打，参见北宋末年，一战即溃，有人谏言宋高宗在河北封节度使，让其各自为战也好减轻朝廷压力，由此看来中唐后的一百多年还真是藩镇虽然坑惨了朝廷，但是也是抵挡北方异族入侵的。在唐朝后期和五代十国是藩镇镇守着四方，对外抵御异族，对内镇压最叛乱和起义，又因为各自利益相互制衡，维持着表面的中央，只是这是畸形的政治体制，撑了一百多年撑不下去了，大唐也随之崩塌了。
外重内轻，早晚要出事！即使是太宗对节度使的三原则，不兼统，不久任，不遥领！在玄宗时代也由于中央财政的困难而无力坚持只能由安禄山兼任三路节度使，宋朝为杜绝此患就坚决集中财权，兵权于中央，其实大部分节度使们还算听朝庭的话，只是下面的武人跋扈，中唐还有李朔雪夜下蔡州，结果他成了那里的节度使，也管不住武人们，五代十国时就是武人们建立的各种政权，直到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才扭转过来，两方面看，一个方面是割据军阀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在意自己领地发展，所以唐末也没有出现明显的积贫积弱现象，但是藩镇也限制了唐朝的中兴，即使出了明君也没用，因为号令不达地方。
再者藩镇割据不在帅，在兵，这就是唐中后期的形态，唐亡的主要原因其实和朱温无关，这种平衡体系看似很平衡，似乎可以一直下去也不错。但实际上，中国的大趋势是统一，主要是没法应付频繁四起的灾祸，藩镇主要毛病和门阀士族一样，就是不管国家咋样，就是别妨碍我们的利益。所以，这种体系维持百年就漏洞百出，经济上也无法长期维持，藩镇无法维持并不是因为黄巢，而是藩镇割据迟早会激出一个黄巢，藩镇开始南方财富养北方藩镇还可行，但到后期明显不行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是容不下藩镇割据的，主要就是，治理黄河，赈灾，防御北方游牧，这是中国的地缘政治，统一是趋势，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无论多残酷，中国的所谓好皇帝，都是在统一问题上有作为的。
而且经此安史之乱，李唐王室再也无法信任武将，宦官擅权、藩镇割据、朋党争斗，导致大唐王朝灭亡的三大弊端已无可挽回。不信任武将，可以看看动乱平定后，那些武将的结局，来瑱、李光弼、仆恩怀恩，来瑱被宦官陷害赐死，李光弼被夺权郁郁而终，仆恩怀恩本来是没想反的，结果同样是被陷害，为了保命只能造反了，说白了还是皇帝不信任武将导致的。
遵庆道帝所以不疑，即劝入朝，怀恩许诺。副将范志诚谏，以为「嫌隙成矣，奈何入不测之朝，独不见来瑱、李光弼乎？二臣功高不赏，瑱已及诛。」怀恩乃止。当时仆恩怀恩进京当面朝圣解释的，不过部下及时提醒了他，的确他只要去了长安，那绝对是回不来的，有意思的是仆恩怀恩反叛的时候，据历史记载，他的母亲是要杀的他，母提刀逐之曰：「吾为国杀此贼，取其心以谢军中」，可惜了这对母子本来对大唐都是忠心的，结果仆恩怀恩愣是被逼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