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夜，南京政府云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云南王”卢汉将军，在昆明通电全国举行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并拘捕了负隅顽抗的敌特人员，随后移交给我军相关部门。其中，就包括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云南绥署保防处处长沈醉。提起他，在民国后期的特务系统可是大名鼎鼎，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
沈醉18岁进入复兴社特务处，28岁就当上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戴笠控制军统局时，他的地位在内部仅次于戴笠和毛人凤，与陈恭澍、赵理君、王天木并称“四大金刚”，后期又与徐远举、周养浩并称“三剑客”。戴笠死后，沈醉卷入了军统党魁之争，被继任者毛人凤“发配”云南，从而成为我军的阶下囚。沈醉从事特务工作的时间虽长，却是个绝顶聪明又识时务之人。被俘后，他先后被关押于重庆、北京功德林、秦城等战犯管理所，期间积极配合战犯改造工作，从思想到行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较快地完成了“重新做人”的改造要求。1960年11月底，沈醉以实际行动获得新生，被选入第二批特赦人员名单，为前两批特赦人员中唯一的军统要员。
此后，在国家的关怀下，他主动投身新中国建设，多次献言献策，并写下了大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历史文献，回忆了民国时期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令人瞩目。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军统伸向鲁迅先生的“黑手，”更是鲜为人知。1932年，年仅18岁的沈醉，在姐夫余乐醒介绍下加入特务组织，之后长期在上海从事特务工作。入行之初，他因年龄太小受到一众老牌特务轻视。对此，他一面低调做人，保持谦虚。一面苦练射击、驾驶、游泳等业务技能。同时，执行任务时又常常不顾生死，很快便站稳了脚跟。在一次抓捕地下党时，沈醉被子弹击中胸口仍继续往前冲，最后被人抱住从二楼摔下，眼球都被挂掉一只，还是死不松手。拘押反蒋人士刘芦隐时，为防止其被同伴救援逃跑，把自己和刘芦隐铐在一起，在监狱里同吃同住将近一个月，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对付自己人，沈醉也毫不手软。戴笠怀疑军统上海区情报组组长徐昭俊图谋不轨，命令余乐醒逮捕后送往南京。徐精明狡诈，身手不凡，一般人远不是对手，抓住他再顺利送到南京不是一件易事。沈醉设下一计，让余乐醒谎言自己犯了大错，要徐昭俊把自己押送到南京。蒙在鼓里的徐昭俊，一路上尽职尽责押送着沈醉赶赴南京，一下火车，就被抓了起来。年纪轻轻，有勇有谋，再加上姐夫这个大靠山，沈醉自然迅速受到了重用。参加特务工作仅仅2年，便升任军统上海站少校行动组组长。也正是此时，他与鲁迅先生有了交集。
1927年，鲁迅先生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与许广平迁居上海。为继续与反动派进行斗争，避免特务干扰，先生特意选择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区，日夜以笔为戈，揭露反动当局真面目。同时，不断参加进步社团活动，为中国命运大声疾呼。这一切，让蒋和戴笠如坐针毡。在蒋的授意下，戴笠令沈醉对鲁迅进行密切监视，并准备在适当时机采取行动。鲁迅先生，沈醉早有耳闻，也曾私下拜读先生的文章，内心颇为敬仰。接到命令，他的感觉有点复杂，但还是策划了行动方案，在鲁迅先生住所对面租下房子，严密布置了监视人员。
出于好奇，沈醉多次亲自前往监视，彻夜观察鲁迅先生的起居生活，常常见“鲁迅在桌旁的一个棕绷床上躺着抽烟；一出门总是戴顶深色呢帽，还把帽檐压得很低”。除了这些他还发现了先生的一个“怪癖”，只见“深夜还在秉笔疾书，写字时腰板总是挺得笔直”。沈醉闲暇时也爱写点东西，但总是坐一会就感到不自在，不能保持良好坐姿，对于先生不论写作多长时间，“腰板总是挺得笔直”很是钦佩，强烈感到先生浑身都散发着刚直不阿的气节，直透笔锋。
鲁迅先生的声望和气节，令沈醉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监视一段时间后，他果断决定放弃自己制定的拘捕计划，改为按兵不动，只对南京报告相关情况，并多次说明贸然行动可能产生的严重不良后果。最终，戴笠停止了进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动。
此事，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也曾回忆道：1992年，政协会议期间碰到沈醉，他说，在一九三几年接到上级命令，组成一个监视小组打算暗杀我父亲。……由于父亲的声望，才没有下手，撤退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从沈醉的回忆中，我们更感受到了鲁迅先生伟大之处，“腰板总是挺得笔直”，这不仅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不屈的斗争精神，永远值得后世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