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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可是他又“质性自然”，“性本爱丘山”而无“适俗韵”，这种追求自然的本性十分符合道家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思想精髓。“自然’二字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所以当陶渊明建功立业的志愿在杀伐簒乱、尔虞我诈的现实中被击碎之后，他并不会像屈原那样走投无路，而是能够辨认清楚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那就是没有任何的外在事功和集团利益能够高过自我生命的本真自然。
陶渊明绘图
当他认识到世俗社会是“举世少复真”时，便只有放下事功，告别官场政治，结束自己仕宦状态下的一心处两端”，回到田园生活中体悟生命的“真意”，从而获得自然而然的理想人生。归隐之后的陶渊明，躬耕于垄亩，“养真衡茅下”，非全然平和宁静而是又面临着新的思想困惑，那就是“贫富常交战”。这个矛盾的严重性，就在于它不像一心处两端”那样只是存在于精神领域，而是如影随形地伴随在他日常的实际生活中，饥饿、寒冷、断酒、孤独、老病等，对于他所选定的人生道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解决这个矛盾，陶渊明花费了他剩余的二十多年时间，最终经受住了考验。
田园
“褴缕茅檐下”，他依旧认定“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朝廷征召，他不就；“偃卧瘠馁有日矣”（萧统《陶渊明传》），江州刺史檀道济赠以粱肉并劝其出仕，他挥而去之。直到离开人世，他的理想人生信念再也没有改变。必须承认，这里面陶渊明的理性自觉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一方面从历史中去寻找精神伴侣，“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其二）；一方面整合儒道理论作为思想依托。这个整合当中既包括融合，也包括扬弃。融合表现在以道家“自然”思想为方向以儒家“君子固穷”理论为支撑，“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以固穷精神来守住不屈己的任真理想。
萧统雕像
扬弃则表现在对于儒家耻于农桑的批判，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对于道家所宣扬的“木”、“死灰”（《庄子·齐物论》）般的生命状态也弃而不取。正如他总结平生的《自祭文》所说，他是“含欢谷汲，行歌负薪”，达到“勤靡余劳，心有常闲”的既充实又高远的人生境界。总之，陶渊明因为汲取了古代理论中适合于自己的思想精华，才会有高远超脱的人生目标；也因为其人生追求是扎根于实际生活的坚实土壤中，而非概念化地借用，才避免了心灵的悬空与思想的偏执。这样，即使生活中再有困难，再出现情绪波动，他也能坚定不移地走在隐居田园、洁身守志的人生道路上。
庄子绘图
陶渊明不仅以自己美妙的诗文作品在文学史上作出极大贡献，也以其洁身守志、超脱旷远的精神品格成为众所景仰的人格典范对于他的人格内涵，过于看重其“浑身静穆”，或者是过于强调其“金刚怒目”，都是不太符合真实的片面之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是淡泊旷达和率真刚直的有机统一体。由人生态度所决定的气质个性是人格的主要含义。对于陶渊明人生态度的理解，最好还是用他本人的诗句来概括，一是“啸傲东轩下”（《饮酒》其五）；一是“纵浪大化中”（《形影神》其三《神释》）。前一句描绘的是一种傲世姿态，后一句体现的是一种旷达精神，这是陶渊明作为一个生命个体，面对人世社会和宇宙自然所采取的两个层面的态度。
《形影神》
表现在气质个性上，他的“旷达”显现为淡泊闲静、率性随缘的超脱高远，这可以说是“浑身静穆”；他的“傲世”显现为不屈己不媚俗的洁身守志，这可以说是“金刚怒目”。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两个层面的人格内涵，使他在“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时，既可以写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自得，也可以写出“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的松菊坚贞。两方面的呈现并非什么人格分裂，而是互为因果，没有高远便无以傲世，没有不屈便不能脱俗。因此，在陶渊明的精神世界中，高远旷达和傲世守志相互交织，统一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向人们展示出一个任真自得的“真我”。
南山
这个“真我”人格的简洁概括就是“高洁”二字。陶渊明《九日闲居》诗说:“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的确，放下事功而归隐闲居，辞去华轩而躬耕垄亩，在世俗理念中常被视为人生失败，而在陶渊明心目中却别有感悟。事实证明，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人生经历和独到的思想认识，才成就了陶渊明，也成就了他的文学创作。在他看似平淡无奇的人生中深藏着丰富的意蕴，给人以巨大的思想启迪。陶渊明用自己的一生向人们展示了如何在切切实实的平凡生活中，体现出不平凡的意义；他也以自己既近于人情又高于人情的人生探索，士人找寻到了一个精神家园。他的思想人格是这样，他的田园诗歌也同样如此。
参考资料
·《九日闲居》
·《自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