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坚如，1900
史坚如(1879—1900)，广东番禺人，出身官僚富家，明末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后裔。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失败后，深受刺激，戊戌变法惨遭镇压，深感清廷昏庸无望，革命思想由此而生。后入广州格致书院就读，对化学兴趣尤浓，甚得教师器重。1899年在香港加入兴中会，奉孙中山命往长江联络会党。1900年惠州起义爆发，史坚如在广州响应，筹备炸药两百磅，租赁广东巡抚德寿后花园附近宅院，挖掘地道，10月26日晚引爆炸药，但引线失灵；10月28日史坚如独自再炸，引燃两百磅炸药，因其所挖掘的地道与德寿卧室有所偏差，德寿只是被炸药汽浪自床上震落受惊。10月31日史坚如赴香港时，半路被清兵抓获。1900年11月9日英勇就义。
孙中山高度评价史坚如：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
二、万福华，1904
万福华(1863-1919)，字绍武。安徽合肥人。早年居官，后弃官游历川、楚、湘、粤诸省，暗结志士，倾向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从事反清革命斗争。
时值帝俄强占东北，上海各界召开拒俄大会，并组织拒俄义勇队。然此时王之春却提出“割地联俄”的主张，且得到朝廷支持。遂成为革命党行刺的首选目标。
王之春在上海有一挚友，乃淮军名家吴长庆之子吴保初。革命党与他素有交往，于是利用其名义，邀请王之春赴位于英租界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当时上海滩最繁华的金谷香菜馆赴宴。熟门熟路，王之春自然毫不怀疑。暗杀团的刺客以陈自新为主，携章士钊新购的手枪，乔装为侍者，潜藏在餐馆楼上，俟机狙击；万福华携数人，携借自张继之旧手枪，埋伏于餐馆楼下，望风接应。
1904年11月19日7时许，王之春按时赴约，到了二楼，不见吴保初，正犹疑间，忽有一人近身附耳，以日本语要求笔谈。此人正是陈自新，他画蛇添足，欲接近王氏，逼他写出证据，然后诛之。王大起疑心，于是回身疾走下楼。万福华与章士钊在楼下不闻枪声，正在犹疑间，忽见王之春下得楼来，奔向马车。其势已间不容发，当时手枪被一易姓同志放在怀内，万福华腾身跃起，从易同志怀中拔出手枪，突至王之春身前，厉声呵责：“卖国贼，我代表四万万同胞对你执行枪决。”同时屡扣扳机，却未能发出一弹。原来此枪为刘师培从张继处借来，撞针已老坏，万福华等事先并未试用，所以刺杀失败。当时观者众多，巡警赶到后，立即将万福华逮捕。
后来万福华被判了10年徒刑，民国成立后，于1912年获释。次年到北京，拒绝袁世凯的利诱。1914年反对袁世凯称帝，发表言论文章《论帝制之害》不被采纳，遂避地远边、躬耕自给。1916年袁世凯死后，被黎元洪招至北京，主办实业。
三、吴樾，1905
吴樾（1878—1905），字孟侠，又字梦霞。清末桐城人。光复会会员。
1902年入读保定高等学堂,广阅革命书籍,先后加入“北方暗杀团”和“光复会”。吴樾专门研究谋杀的学问,写了许多有关暗杀的文章,可以说是个暗杀的理论家。1905年吴樾决定入京刺杀满清重臣。据说,陈独秀与吴樾曾相争刺杀满清五大臣,吴樾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独秀回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欣然道:“然,则我为易,留其难者以待君。”临行前,吴樾又与陈独秀等密计于芜湖图书社小楼上,留下一份万言《意见书》,交由陈独秀伺机发表。而陈独秀则把自己制造的炸弹交给吴樾。
到达北京之后,吴樾立刻同当地的革命党人接上关系。得知清廷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位大臣准备出洋考察。吴樾决定就在火车站动手,他和秋瑾去火车站踩点。著名的女革命党人秋瑾,是吴樾志同道合的好友,当时跟随到京复职的丈夫,也居住在北京。秋瑾回南方时,吴樾写好了一纸遗嘱交给她,说:“不成功,便成仁。不达目的,誓不生还。”然后住在安徽会馆等待时机。
在此期间,吴樾写下了由13篇文章编成《暗杀时代》一书。序言说:“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1905年9月23日,革命党人卧底的杨笃生给吴樾送来了五位大臣次日出行的详细安排。他是随同五位大臣出国考察的翻译官。吴樾当晚在安徽会馆设宴招待各方友人,席间慷慨激昂,举止豪放,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之悲恸。
1905年9月24日,吴樾穿上蓝布薄棉袍,戴着无花陵的红缨帽,扮作仆役混入火车站,上了第四节车厢。当他试图进入第三节的五位大臣包厢时, 被卫兵拦住问话,因他口音不是北方话,引起了卫士的怀疑。这时,火车头与车厢接驳,产生了惯性推动,吴樾趁势冲向包厢,随即拉响了身上的炸药。电光一闪, “轰隆”一声巨响。列车上下毙、伤数十人,吴樾当场被炸死。端方、徐世昌,戴鸿慈的前颈受轻伤,顶带花翎皆被削去。绍英受伤较重,载泽伤了一只手。
吴樾死后,被满清抛尸荒野,幸有志士金某保全尸骸。民国建立后,蔡元培主持吴樾遗体的公葬。吴樾刺五大臣的事迹传遍天下,他的好友陈独秀赋诗哀悼:
伯先京口夸醇酒,
孟侠龙眠有老亲。
仗剑远游五岭外,
碎身直捣虎狼秦。
四、徐锡麟，1907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号光汉子，汉族，浙江绍兴人。1873年生，1901年任绍兴府学堂教师，后升副监督。1903年应乡试，名列副榜。同年以参观大阪博览会名义赴日本，于东京结识陶成章、龚宝铨，积极参加营救因反清入狱的章炳麟的活动。回国后先在绍兴创设书局，传播新译书报，宣传反清革命。1904年在上海加入光复会。1905年在绍兴创立体育会，后又创立大通学堂，规定入校学生均为光复会会员，参加兵操训练。同年冬赴日本学军，因患眼疾未能如愿。1906年归国，赴安徽任武备学堂副总办、安徽巡警学堂会办。
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起义，攻占军械所，激战4小时，失败被捕，次日慷慨就义。徐一度被恩铭所赏识和厚遇，委任其为安庆巡警学堂堂长。但是徐认为，恩铭的赏识是私人的，杀死恩铭为的是民族和国家。徐锡麟被凌迟处死，用的是最毒的酷刑，先击碎睾丸，再挖心剖肝，极为惨烈。
相约起事的秋瑾,被徐锡麟之弟徐伟的供词牵连出。她得知徐锡麟的起义失败后,完全可以逃跑。但她坚决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独自坐等清军逮捕。秋瑾坚不吐供,从容就义,写下一句著名的诗:秋风秋雨愁煞人!
五、汪精卫，1910
没错就是这个被冠以大汉奸之名的汪精卫，汪兆铭（1883年－1944年），祖籍浙江山阴（绍兴县），出生于广东三水，字季新，笔名精卫。1901年参加科举考试，以广州府县第一名考取秀才。1904年和胡汉民等考取赴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公费留学生。1905年7月，参加广东人留学生组织“兴中会”，加入参与同盟会，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成为孙文助手。曾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开始使用《山海经》中的“精卫”为笔名。1906年，以两百多学生中第二名成绩毕业。1907年，开始随孙文游走越南、马来亚等南洋各地；在马来亚槟城结识了华侨富商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因富赡文采，成为孙文秘书，亦是其文告捉刀人与革命事业得力助手。
1910年，为了回击梁启超等保皇改良派讥讽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喻培伦、黄复生等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行前《致南洋同志书》中说：“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3月31日，在北京后海北岸的一座桥（银锭桥或者后来被拆的甘水桥，无定论）埋设炸弹欲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时被人发现，事泄被捕，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慷慨激昂，一时为人传诵。由于肃亲王善耆在审理中，对汪精卫之人品才学产生敬重，外加清廷担心如杀汪，可能会导致革命党更加暴力，经过善耆对摄政王的斡旋下，改判终身监禁。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之后，清廷大赦政治犯，汪、黄被释放。
后作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国民党的元老，历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等。在与蒋介石的权利斗争中落于下风，这也是他后来另立山头的缘故。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汪兆铭主张“和平救国”，与日本合作在南京组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保证了无论日本胜败，国民政府都会是赢家。关于这个极其复杂的汪精卫，更多的历史还是你们自己去发掘吧。
六、温生才，1911
温生才（1870—1911），字练生，汉族，广东梅县丙村人，1870年出生于贫苦家庭，幼失怙。温生才14岁时被骗到南洋荷属殖民地种植烟草，三年后又被转卖到霹雳埠（今属马来西亚）锡矿做劳工。后曾一度回国投身行伍当兵。1903年前后再次到霹雳埠锡矿做工。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秋与同业诸人在咖啡山开设广益学堂，讨论革命方略。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前，曾拟谋刺杀广州将军增棋，因无炸药而作罢。1911年3月下旬由香港再次到广州，在广九铁路当工人，并伺机谋刺副都统、兼属广州将军孚琦。
1911年4月8日，法人组织之远东飞艇社，广州将军孚琦应邀往观，迨回跸，甫至东门直街尾咨议局前麒麟阁门口，温生才手持五响快枪，向孚琦发射，计中太阳穴、脑门、颈项、身部各一枪，当场毙命。温生才离去途中被巡警逮捕。15日被押赴刑场，途中神色自若，毫无怯色，行至惠爱街一带时，对着人群大声喊道：“今日我代同胞报仇，各同胞务须发奋做人方好！”既而又说：“许多事归我一人担任，快死快生，再来击贼！”遇害后葬于广州黄花岗。
七、李沛基，1911
李沛基，近代革命党人。广东海丰人。女革命家徐慕兰次子，徐宗汉的侄子。同盟会成员。
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李沛基大恸，痛言道:”此时党人唯有行个人暗杀之事，否则无以对诸烈士”。他闭门谢客，专事准备，拟以一死拼李准。孙中山、冯自由等得知消息纷纷函电劝阻，并有人愿代行暗杀之职。黄兴组织东方暗杀团、派李应生、李沛基等至广州，于李准必经之地开设成记洋货店，贮弹以备。
但李准被炸后，深居简出，严加防范，无从下手。适逢新任广州将军凤山来穗，黄兴改以凤山为刺杀对象。为万无一失，改用重型炸弹，并在其中配毒药。因配药时李应生晕倒，由其弟李沛基代。又因炸弹过重，特制一斜板将炸弹置于屋檐下，系以长绳。1911年10月25日，黄兴电告:”凤山即日到省”。店中人陆续离去，仅留李沛基。当凤山乘肩舆经过店前时，李沛基割绳，炸弹下落。轰然一声，凤山立即毙命。李沛基从灰砾中爬出，从容离开。
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府以有功于民国的名义，派李沛基和李应生赴美留学。李沛基在美国病逝，李应生学成后回国,在岭南大学任教。
八、彭家珍，1912
彭家珍（1888—1912），字席儒，四川金堂人。读书人家庭出身,其父彭仕勋是四川维新派之喉舌。青年时期即受文天祥、黄宗羲等人的思想影响，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1906年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后赴日本考察军事，拜见孙文,加入同盟会。又入四川高等军事研究所。1911年秋任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军事部长。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后，以良弼为首的满洲贵族组织宗社党，誓与人民为敌，顽抗到底。1912年1月26日晚上,彭家珍穿上借来的军装,挎上军刀,踏上军靴,怀揣炸弹,冒充东北来的清军军官崇恭,来到西门大红罗厂的良弼宅邸,得到门卫的同意,在门前“恭候”。等到很晚,同宗社党徒议完军事回家的良弼一下车,彭家珍随即闪出上前。良弼以军人的敏感,察觉眼前的军人举止有异,问道: “你是何人?为何在此?”彭家珍立刻投掷炸弹,巨声如惊雷爆炸,良弼左腿肉飞骨断,血流遍体。彭家珍头部被弹片击中,当场牺牲。同时丧命者还有良弼的卫兵、马弁等几人。
良弼被炸伤后,由日本医生截去了左腿,虽成为一个残废人,但生命并无危险,且神智十分清醒。他颇有感慨地对人说道:“今日之害我者,即来日之夺国者。”并派人提醒肃亲王善耆要提防袁世凯。良弼按医生的吩咐,一杯药酒入腹,立即伤处剧痛,辗转呼号,气促神昏,死时年仅35岁。毒死良弼的主使者是袁世凯。暗杀良弼的彭家珍在清末民初这个悲壮的暗杀时代,也算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刺客。
九、施剑翘，1935
施剑翘（1905—1979）（当时名为施谷兰）从小受父亲宠爱，深居闺阁，还缠过足。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但在家中有私塾老师教授学问，对古文诗词颇感兴趣。13岁时当家管事，18岁时毕业于天津师范学校。
1925年秋，奉系军阀张宗昌与直系军阀孙传芳为争夺安徽、江苏的地盘展开战争，时任奉系第二军军长、前敌总指挥的施从滨奉山东督办张宗昌之命迎头截击。施从滨率军南下时，孙传芳曾连发三封电报要施同他合作，但施不予理睬，反而孤军深入。在皖北固镇的交锋中兵败受俘，被孙传芳枭首于蚌埠车站，示众三日。后来施剑翘的三叔以同乡名义将施从滨尸首运回安徽桐城埋葬，并赶到天津给嫂子和侄女报信。死讯传来，年仅20岁的施剑翘就立志为父报仇，手刃仇人。
1935年11月13日，正是讲经日，前来听经的孙传芳端坐在佛堂中央。施剑翘本在靠近火炉的后排座位，离孙传芳较远，她以背后的炉火太热为由要移到前排去。看堂人允诺后，施剑翘站起身来，伸手握住衣襟下的手枪，快步来到孙传芳身后。待众居士闭目随富明法师诵经，施剑翘悄悄拔出勃朗宁手枪，对准孙传芳的后脑勺射出了第一发子弹，紧接着又朝他的太阳穴和腰部各射一枪。
枪声响后，佛堂大乱，施剑翘将提前准备好的《告国人书》和身穿将校服的施从滨照片抛向人群，大声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并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决意自首。不久，施剑翘被前来的警察带走。施剑翘的长孙女施朝说：“奶奶的刺杀计划当时只跟她的大弟弟施则凡商量，本来施则凡也是要参与刺杀的，但奶奶觉得弟弟是家里的顶梁柱，不能再出什么意外。决定行刺前几天，她谁也没告诉，先是叫家人把外祖母送到南京，又将自己的两个孩子托给妹妹施韧兰照顾，她是抱着必死之心去的。”
当天下午6时，《新天津报》发出号外，报道了“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的特大新闻。次日，天津、北平、上海等各报都以头号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全国轰动。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案被移送到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在侦讯中，施剑翘不讳事实，直陈了杀人经过和原因。按照当时的法律，施剑翘的行为应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死刑。在法庭上，施剑翘详细陈述了自己艰难的复仇历程，最后说道：“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这一案件，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为有期徒刑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