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变法中，最成功的一次是商鞅变法。
秦国本来在当时的各大国中是最落后的。秦人起源于甘肃天水一带。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人民生活贫困。《汉书·刑法志》这样描述秦国：“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
商鞅变法在各国变法中的时间排序也是比较靠后的。在此之前，各国变法的主要内容基本相似，商鞅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个抄袭者。我们对比一下商鞅变法和吴起变法，可以发现商鞅变法在许多方面几乎是吴起变法的翻版。
就说著名的“徙木立信”吧，就跟吴起“车辕立信”的典故一样。商鞅效法吴起，在秦国都城的南门前也立了一根木柱，并承诺谁要是把木桩搬到北门，就给谁一大笔钱，由此拉开了他的改革大幕。这是对吴起变法毫不掩饰的简单抄袭。
至于商鞅变法的其他方面，和楚国变法也几乎如出一辙。比如，商鞅的一个最重要的举措是把全国土地重新划分成31个县，建立了中央集权，这种郡县制改革是楚国首先实行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商鞅变法不过是吴起变法的升级版和扩大版。
那么，为什么在战国诸国中，只有秦国的变法取得了彻底的成功，这正是因为秦国的落后。
法家是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反叛者出现的。礼乐文化追求的是典雅、宽容、仁爱、稳定，这种文化性格适合和平年代，在生死存亡的战争年代就显得刻板、迟钝和颟顸。相比之下，法家文化直接、痛快、高效。法家推崇制度理性，要用制度而不是道德来解决问题，这个思路应该说比儒家更为高明。法家改革者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勇气，不避锋芒、敢为人先的魄力和摧陷廓清、翻天覆地的气势，确实也让人感觉振奋。
吕思勉说：“法家之学，在先秦诸子中，是最为新颖的。先秦诸子之学，只有这一家见用于时；而见用之后，居然能以之取天下；确非偶然之事。”
然而法家文化是有严重缺陷的，它精于算计而不择手段，虽然高效但是残忍。
主导楚国变法的名将吴起在政治上的崛起，就是通过著名的“杀妻求将”来达成的。因此法家提倡的是一种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文化。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
法家学派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它的思考完全围绕着“君主利益”这个圆心，而不顾及其他阶层的利益。因此法家变法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民众当成君主的工具，通过严刑峻法，把百姓都变成亦兵亦农的战士，把国家改造成一架高效的战争机器。
商鞅说，治国之要诀是“弱民”和“胜民”。也就是压制、打击民众，削弱民众的力量。为什么呢？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商鞅在《算地》中说：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则功立而名成。
有手艺的人靠手艺致富，做生意的人靠经商发财，这样他们都有所依靠，不把官府当回事，国家就不好管理，只有先让他们穷下来，贱下来，弱下来，他们才会尊重权力，把官员当回事，“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
商鞅在《赏刑》篇中说：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被（破），锐者挫。……然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
要消灭民众中那些知识面广的、聪明的、有信义讲廉耻的、有礼乐修养的、喜欢结党的、追求名誉的人，这样的人，不能让他们获得富贵。
所以治国首先要让百姓穷下来，失去生存的基础，让他们乖乖地听从权力的指挥，遵循国家政策导向。所以“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商君书·去强》。治国的人如果能随便让穷人富起来，富人穷下来，那么证明这个国家有力量，有力量的国家才能称王。
为了弱民，《商君书·去强》提出要“以奸民治”：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用有良心的人去治理奸恶之徒，这个国家必乱。用奸恶之人去压制那些有良心的人，国家才能强。
因此，法家文化完全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一提起性恶论者，大家都会想到霍布斯。因为霍布斯有一句名言：“人对于人是狼。”然而在人类文化史上将人性恶推到极致的，正是法家。
韩非子说“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意思是你不要相信任何人，连你的老婆孩子都是在成天算计你。
这才是彻底的性恶论者。韩非子认为，人性本恶，百姓自私自利而且愚蠢，所以最高统治者不能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三样东西：法、术、势。“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
所谓“法”，就是指严刑峻法，严酷地对待百姓，运用好赏罚这个利益杠杆。所谓“术”，就是权术。所谓势，就是严刑峻法造成的一种威势，一种恐怖气氛。这样就可调动起所有社会资源，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这样的理论，与贵族文化的性格反差太大了，在有着礼乐文明基础的其他国家很难彻底推行。这就是法家理论在其他国家都遇到了重重阻碍，变法都进行得不彻底的主要原因。
但是秦国的民族性却与法家文化一拍即合。这一点古人早已指明，《淮南子·要略》谓“秦国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趋利。……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秦国的风气是贪婪、狠猛、残暴，所以才出现了商鞅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