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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何星亮 | 中俄科塔边界谈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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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何星亮 | 中俄科塔边界谈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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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边疆时空」何星亮 | 中俄科塔边界谈判研究

何星亮

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务院参事。长期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和宗教研究工作。出版学术专著三十余部。

引 言

清代西北中俄边界,勘分多次,前后数十年。每勘分一次,沙俄多占一大片土地,中国多失一大片国土。沙俄屡勘屡占,中国屡勘屡失,此为中俄边界谈判划界的基本规律。但也有例外,中俄科塔边界谈判就是一个。

光绪九年(1883)的中俄科塔边界谈判是根据《中俄改订条约》第八条的规定进行的。该条文称:

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所定斋桑湖迤东之界,查有不妥之处,应由两国特派大臣会同勘改,以归妥协,并将两国所属之哈萨克分别清楚。至分界办法,应自奎峒山过黑伊特什河(即喀喇额尔齐斯河)至萨乌尔岭画一直线,由分界大臣就此直线与旧界之间,酌定新界。

中俄科塔边界谈判,是光绪七年(1881)《中俄改订条约》签订之后进行的西部三段边界谈判中最为重要的谈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光绪八年(1882)九月二十四日的奏摺中称:

定约(即中俄改订条约)之时,伊犁一段争论最久,故划分界址均已议明,已按图可稽。喀什噶尔一段,言明以两国现有之地勘分,亦尚直截了当。惟科塔一段,约内声明应自奎峒山,过黑伊特什河,至萨乌尔岭画一直线,由分界大臣就此直线与旧界之间,酌定新界等语。是此段界务本须临时斟酌,显有出入之处。其履勘议分,关系实非浅鲜。若不慎详从事,诚有如清安等所称失地利而贻后患者。

在谈判前,沙俄意欲违约多占,采用先发制人、先占后谈的惯伎。然而,此次谈判并不像以往的中俄边界谈判,没有让沙俄的阴谋得逞。为什么中国谈判代表能挫败沙俄的阴谋?它对后人有什么启示?所有这些,未见有较系统、深入地研究。

红线、直线与黄线

中俄科塔边界谈判,围绕三条线展开,即所谓红线、直线和黄线。此次分界谈判,主要是黄线之争。

所谓红线,即1864年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与俄国分界大臣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规定的科布多和塔尔巴哈台的中俄分界线,清代史籍称之为红线或明谊线。此条分界线,该约记已有明确规定:

第一条:自沙宾达巴哈界牌起,先往西,后往南,顺萨彦山岭,至唐努鄂拉达巴哈西边末处,转往西南,顺赛留格木山岭,至奎屯鄂拉,即往西行,顺大阿勒台山岭;至斋桑淖尔北面之海留图两河中间之山,转往西南,顺此山直至斋桑淖尔北边之察奇勒莫斯鄂拉,即转往东南,沿淖尔,顺喀喇额尔齐斯河岸,至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为界。……

第二条:自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起,往东南行,至赛里鄂拉,先往西南,后往西行,顺塔尔巴哈台山岭,至哈木尔达巴哈,即转往西南,顺库木尔齐、哈喇布拉克、巴克图、苇塘子、玛尼图、沙喇布拉克、察汗托霍依、额尔格图、巴尔鲁克、莫多巴尔鲁克等处卡伦之路,至巴尔鲁克、阿拉套两山岭中间,由平地行,即在哈布塔盖、阿鲁沁达兰两卡伦中间,择山坡定界,自此至阿勒坦特布什山岭东边末处为界。……

1869年的《中俄科布多界约》和1870年的《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均依照1864年签订的条约建立了牌博。在科布多地区,“自布果素克达巴哈,至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新建界牌鄂博二十处,其间疏密不一,有行人不能越往之处,即以山为界限。所建定界址,东面、南面为中国科布多地,西面、北面为俄国地。两国各以此次新定边界为凭,永远遵守,不得混淆。”在塔尔巴哈台地区,“自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起,至哈巴尔苏地方止,新立交界牌博十处。其中间隔,疏密不一,凡人不能行走之地,即为交界处所。其立定交界,东南为中国地方,西北为俄国地方。两国各以此次新定界址为凭,永远遵守,不可混淆。”可见斋桑湖以东地区的中俄边界,早已十分明确。《中俄改订条约》称此段边界“查有不妥之处”,纯属信口雌黄,为多占寻找借口。

所谓“直线”,即钦差大臣崇厚于1879年10月2日未经清政府批准与沙俄政府签订的《中俄里瓦吉亚条约》所规定的科塔边界线,该约第八条称:

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即同治三年,塔城界约第一、第二两条所定交界,有不合宜,拟将此界改定如左:

两国交界,自奎峒山顺喀巴(哈巴)河与布尔崇(Buwirshin,今译作“布尔津”)二河中间山岭分流之处,过黑伊特什(即喀喇额尔齐斯)河,直至萨乌尔岭内堪叠尔雷克河源。

《中俄改订条约》则将此条文简略为“自奎峒山过黑伊特什河,至萨乌尔岭画一直线”。清代文献通称此线为“直线”。

所谓黄线,即钦差大臣曾纪泽与俄国政府签订的《中俄改订条约》中所规定的科塔分界线。鉴于崇厚所订条约失地太多,全国上下一致反对。曾纪泽与俄使谈判时,据理力争,折中调和,既不以明谊所定红线为界,亦不以崇厚所定直线划分,而取两线之中定界。清代文献通称此线为“黄线”。此条线并未明确指明以何山、何水分界,需分界大臣在勘界谈判中议定,实际操作起来会有很大出入。“直线与旧界之间,酌定新界”一语含糊不清,或左或右,有机可乘。这为沙俄在实地勘界中多分多占提供了可能。

俄国的谈判策略

1.先发制人,先占后谈

在谈判前,沙俄与历次边界谈判一样,意欲多占。而哈巴河一带,平川沃壤,是新疆北部最富庶的地方之一。沙俄垂涎这一地方,妄图以哈巴河为界。为达此目的,采用先发制人、先占后谈的策略。

在《中俄改订条约》签订后不久,沙俄为达到违约占有哈巴河一带的目的,即派马步兵占据哈巴河。光绪八年(1882)四五月间,沙俄先后两次派兵共七百余人侵入哈巴河。科布多参赞大臣清安和帮办大臣额尔庆额得到消息后,随即奏报清廷。奏摺称:

窃奴才等……据乌梁海左翼散秩大臣巴图莽乃报呈:四月十四日,有俄兵马队二百余人突至哈巴河地方,细询来由,据云奉伊国札饬驻扎哈巴河。又于五月初间,复来俄人五百余名,亦于斯地驻扎,各等情。……复据密探差员并各卡伦侍卫等,先后禀报俄情,与巴图莽乃所报无异,均令随时确探呈报。

先发制人,先占后谈,是沙俄在划分边界问题上的惯伎。早在1862年至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谈判期间,沙俄便采取这一策略。在1862年的谈判之前,沙俄分界大臣巴布阔福认为“武装占领边界已经完全必要”,“及时用军队占领沿边地带最重要的据点”,并说:“用我国部队占领全部国界线上的各个战略据点”,“这样就有充分根据要求中国人也这样办理。这一切是在逐渐地、慢慢地使中国人意识到,常设卡伦所在的那些地方的这条界线,实质上也就是国界。“军队是外交的后盾,而这种情况首先无疑地在当前谈判进程中对我们产生有利的影响。”

沙俄在重勘中俄科塔边界谈判前一年,重施故伎,派兵占据哈巴河,同样是向清政府和中国人表示,哈巴河地区是按照《中俄改订条约》,已经划归俄国所有。

驻扎哈巴河的俄兵,直至中俄科塔边界谈判结束后一个月才撤离。《中俄科塔界约》于光绪九年(1883)七月初十日换约。据额尔庆额在建立中俄科布多新界完峻后的奏摺中称:“于八月初十日旋至哈巴河,查该处原驻俄兵已经俄国带兵官全行撤回。”

2.选派重臣

根据《中俄改订条约》的有关条款,在1882年至1884年间,中国西部中俄边界分三段谈判,即科塔一段、伊犁一段和喀什噶尔一段。俄国选派的分界大臣共有3人:一是鄂木斯克军区参谋长巴布阔福(БабковИ.Ф.)中将,主要勘分中俄科塔边界;二是俄国七河省长弗里德(ФридеА.清代文献译作“佛哩德”、“福哩德”等)少将,主要勘分中俄伊犁地区边界;三是费尔干省副省长梅金斯基(МединскийВ.,清代文献译“密登斯开”、“咩登斯开”)少将,勘分喀什噶尔地区中俄边界。在三位分界大臣中,巴布阔福职务和官衔最高。

巴布阔福是沙俄政府中最富边界谈判经验的重臣之一。他在1862年至1864年的中俄勘分西北边界谈判中,利用《中俄北京条约》中的含混规定,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和《中俄科布多界约》(1869年)等割地条约,深受沙皇政府的赏识和嘉奖,步步高升,历任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沙俄政府之所以委派巴布阔福为勘分科塔边界的全权代表,是因为在三段边界中,惟科塔一段,约内仅说明其边界走向,未确定具体的边界点,需要分界大臣在勘界中商酌议定。出入大小,取决于分界大臣的才智。而沙俄企图在实地勘界之时,多分多占,占据哈巴河一带沃壤之地和满山是宝的阿尔泰山,所以,派经验最为丰富的巴布阔福作为特派全权大臣。

此外,伊犁和喀什噶尔两段边界谈判,俄国只派一位代表谈判,而科塔一段则派一正一副代表,副代表为参谋上校彼甫佐夫(ПевцовМ.В.,清代文献译作“撇斐索富”等),这也说明沙俄对这次谈判的重视。

3.磨延战术

《中俄改订条约》虽未明确议定科塔一段边界线,但也言明在红线与直线之间,“酌定新界”。也就是说,应该在红线与直线取其中为分界线。沙俄欲违约多占,并不想取其中线,而希望以直线即以哈巴河为界。所以在谈判前一年派兵占据哈巴河以西地区。

然而,军队占领哈巴河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还要迫使中国分界大臣最后在条约上画押签字,才能真正把哈巴河划入俄国领土。因此,俄国分界大臣在谈判中,竭尽狡辩之能事,非以哈巴河为界不可,与中国分界大臣反复争辩,企图磨跨对方。

“磨”也是沙俄对外谈判的惯伎之一,早在同治初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谈判之时,便采用这一战术。在1862年的谈判中,从8月初起至10月初,历时两个月。在1864年谈判中,从9月初至10月初,又历时一月之久。在谈判之时,俄国代表依强逞横,“执意要挟,贪求愈甚”,非以俄方炮制的国界草案分界不可。中国代表反复以理剖辩,谈判“自午至酉,几至舌敝唇焦,无如该使臣仍云丝毫不能更让。其为胸有成见,牢不可破,万难理喻。”

科塔边界谈判事宜较之塔城中俄西北界谈判,简单得多,明确得多,按照《中俄改订条约》所规定的走向分界,是极为容易之事。但沙俄为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仍采取“磨”的战术。第一阶段,沙俄在毫无道理可讲的情况下,仍与中国分界大臣“相持十余日之久,未有成议”。至第二阶段,“又相持十余日之久,未能定议”。谈判从六月初二日开始,至七月初四日才议定新界,仅在谈判桌上就相持一月余,时间不可谓不长。由于中国分界大臣据约力争,步步为营,最后未能让沙俄的阴谋得逞,议定以阿拉克别克河为两国边界。虽然此次分界,沙俄又占据原属中国的“海留图河中间之山与斋桑淖尔、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但基本上还是按照《中俄改订条约》在红线与直线之间酌中定界。

清政府的谈判策略

1.勘界总原则

《中俄改订条约》签订之后,清廷对接收伊犁和重新划分西部边界十分重视,多次颁布谕旨,作好接收伊犁和重新分界的准备。清廷纯属关于勘分科塔边界的谕旨,最早者为光绪八年六月乙亥日(1882年8月4日),是在接到清安、额尔庆额关于俄人带兵潜入科境、宜先事筹备的奏摺后所颁布的谕旨:

又谕:清安等奏,俄人带兵潜入科境,宜先事筹备一摺。据称四、五月间,俄人数百名,突至哈巴河地方驻扎。该处为科境门户,又为塔城屏蔽,俄人早经垂涎。且恐有觊视阿勒泰山之意。新定条约内奎峒山,系俄人诡谲,即是阿勒泰山。若任其勘改,实有关碍等语。……西北边界,于科塔两城,均有关系,既经定约,只宜按约勘改。惟条约内载,自奎峒山过黑伊尔特什河,至萨乌尔岭,画一直线,就此直线与旧界之间,酌定新界等语。所指地名,必须查考确实,方免混淆。至旧直线以西、旧界以东,酌定新界,稍有迁就,出入甚大。长顺于查勘地界时,务当详慎妥办,不得稍涉大意。并著金顺、升泰随时会商办理,以清边界。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从光绪八年六月第一次谕旨至光绪九年五月,前后不到一年,便颁布八次谕旨,可见清廷对勘分科塔边界的重视。从清廷关于勘分科塔边界的谕旨来看,其总原则是:充分准备,据约力争,内外相安。充分准备,即详细查勘界址,妥善安插、抚恤蒙、哈等族,选派勘界大臣。据约力争,即“按约勘改”“力与指辩”“勿稍迁就”“毋得稍涉大意”。内外相安,即“妥慎办理”,勿使蒙、哈“滋生事端”,勿使“俄人有所藉口,转多车葛”。

清廷的这一勘界总原则,在中俄交涉史上可说是比较强硬的。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当时国内较稳定,没有大的动荡。新疆自左宗棠驱逐阿古柏匪帮之后,局势较为稳定。而且,当时伊犁已收回。中外关系除了与俄国之外,也较正常,与其他国家没有大的矛盾和冲突。

其二,不失地利,以固边防。沙俄在谈判前派兵占据哈巴河,欲以哈巴河为界。而哈巴河“为科境门户,又为塔城屏蔽,俄人早经垂涎。且恐有觊视阿勒泰山之意。”若任其勘改,失地利,后患无穷。

其三,保障蒙、哈生存空间,各安生业,稳定边疆。

哈巴河的蒙、哈等族见俄兵占据哈巴河,惟恐今后无地安身,众心惶惶,纷纷表示不愿分让。清政府为民情所迫,若将哈巴河分隶俄属,会失去民心。正如清安和额尔庆额的奏摺中所说:“若俄人占居此地,哈夷无所栖止,必至全行移居乌梁海一带游牧。此地蒙民穷苦,惟仗牲畜养命。哈夷素来强横,杂居其间,霸占水草,彼此必至争斗,互相伤害。”

2.充分准备,妥善筹划

清政府在重新勘分中俄西部边界的准备工作方面,主要是议定分段勘界、选派分界大臣、安插牧民、查勘界址、筹备谈判所需用品等。

a.分段勘界的议定

中俄西部边界线绵延数千里,如何勘界?分几段勘界?这是首先必须确定的问题。在《中俄改订条约》签订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清政府在是否分段勘界问题仍是认识不清的。最早提出分三段划分边界的是伊犁将军金顺和伊犁参赞大臣升泰。他们在光绪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奏摺中提出分三段勘分西北边界:

奴才等伏思分界事宜,关系久远,非亲身周历查勘,难期详审。况中外交涉又不容稍缓时日,边地冬雪深厚,春暖较迟,三四月间始能消化,一年之中惟夏秋两季山路方觉可行。计塔尔巴哈台至纳林,自纳林至喀什噶尔,延袤数千里。其间曲折弯环,险峻难行之处尚多。……奴才等再四熟商,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处界址,非各分地段,不能迅速藏事。……可否仰恳天恩,迅派分界大臣二员,各按地段,会同俄国所派分界大臣,查勘分划,以期无误。

清廷接到金顺、升泰的奏摺之后,即于光绪八年五月丙辰日谕令添派哈密帮办大臣长顺和巴里坤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札布为分界大臣,与升泰分别勘分三段中俄边界。清廷的谕旨称:“分界事宜,即著添派长顺,分勘西北边界(即科塔一段)。沙克都林札布分勘西南边界(即喀什噶尔一段)。即行传知该大臣等,会同俄官,详细查勘,妥为办筹。”

b.选派分界大臣

在确定分三段勘分西部边界之后,清廷于光绪八年五月指定升泰勘分伊犁一段,长顺勘分科塔一段,沙克都林札布勘分喀什噶尔一段。

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清廷颁布谕旨,命升泰勘分科塔边界:“……即著升泰驰赴科布多,会同清安、额尔庆额,一面安插蒙民、哈萨克等,一面迅将界务详细履勘,酌中定议,并会商金顺,妥为办理。”

在科塔边界谈判中,尚有副代表一名,即科布多帮办大臣额尔庆额。委派额尔庆额为勘界副代表的时间是光绪八年七月,伊犁将军奏升泰因病回京,请旨派额尔庆额前往勘分科塔边界。清廷于光绪八年七月谕令:“即派额尔庆额,前往会办。”

c.安插蒙、哈,请款抚恤

根据《中俄改订条约》,在科布多、塔尔巴哈台地区“勘改”斋桑湖以东的旧界。旧界内的蒙、哈等族,均为中国属民,分界之后,将有不少地区划归俄属。而这些地区的民众大多不愿为俄国之民,而愿作中国之民。在中俄科塔边界谈判之前,沙俄便先派兵侵占哈巴河,致使当地蒙古和哈萨克牧民人心惶惶,不肯分让。科布多参赞大臣清安和帮办大臣额尔庆额在光绪八年的奏摺中,便担心“倘至该处与俄官划分之际,众民坚不肯让,必致酿成事端。”而一旦滋生事端,必影响中俄边界谈判,甚至会招致战争。所以,清廷对妥善安插蒙、哈一事十分重视。多次发布谕旨,在边界谈判前,妥善安插蒙古、哈萨克牧民,抚恤穷困边民,防止发生事端。

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之后,今阿勒泰地区属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其居民原来主要是阿尔泰乌梁海人。自《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和《中俄科布多界约》(1869年)签订之后,原臣属清朝而其地分入俄属的哈萨克,因不堪受沙俄的敲诈勒索,纷纷涌入清朝管辖的塔尔巴哈台和科布多境内,尤其是阿尔泰乌梁海人居住的阿勒泰地区。如何安插哈萨克族,是当时的一大问题。光绪八年八月,清廷接到清安、额尔庆额安插蒙、哈的奏摺之后,即谕令:“至图中黄线(新的分界线)以西,蒙民、哈夷约有若干,应如何择地安插、筹款抚恤之处,并著清安、额尔庆额,会商金顺、升泰,悉心妥筹具奏。”光绪八年九月,当决定升泰为勘分科塔边界大臣时,清廷又谕令升泰“会同清安、额尔庆额,一面安插蒙民、哈萨克等,一面迅将界务详细查勘”。并反复强调:“该蒙民、哈萨克等,并应剀切开导,妥为安插,毋任滋生事端。”

d.查勘界址

详细查勘界址,是边界谈判前最主要的工作。清廷在多次谕旨中谕令分界大臣详细查勘界址。如光绪八年六月乙亥日的谕旨称:“所指地名,必须查考确实,方免混淆。至旧直线以西、旧界以东,酌定新界,稍有迁就,出入甚大。长顺于查勘地界时,务当详慎妥办,不得稍涉大意。”在光绪八年九月的谕旨中又称:“科塔界务,……尚须临时斟酌,显有出入之处,其履勘议分,关系尤为紧要。”

3.据约力争,步步为营

边界谈判的成败与否,除了客观条件之外,谈判战术也相当重要的。前述俄国分界大臣在派兵占据哈巴河的情况下,采用磨赖、拖延的战术,但毕竟因违约理亏,未能达到目的。中国分界大臣之所以能挫败沙俄的阴谋,除了有约可据之外,在谈判战术的运用方面也是比较成功的。

钦命勘分界务伊犁参赞大臣升泰和科布多帮办大臣额尔庆额于光绪九年(1883)四月初三日由科布多起程,五月十二日抵达哈巴河谈判地点。据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侍卫富保于光绪九年五月十一日所写的文书,汉文部分说让堆三伯特(Dǜzmenbet)所属哈萨克准备毡房五十顶,哈萨克文部分则让准备毡房五十五顶,羊五百只,以及锅、炉、灶、地毯、花毡和食物等,为分界大臣及随行人员食宿之用。哈萨克族的毡房有大有小,若一顶毡房住八人计算,则五十顶毡房可住四百人,五十五顶可住四百四十人。勘分边界系国家之大事,随行人员必多。另外,谈判前一年,沙俄欲占哈巴河,先后派兵七百余在哈巴河驻扎。升泰、额尔庆额抵达哈巴河时,距俄兵营十余里驻扎。为保障分界大臣的安全及会谈的顺利进行,中国亦必须率适当的卫士前往。据此,中方分界大臣、随从人员及卫士共有四五百人是完全可能的。

五月二十四日,双方开始正式会谈。在光绪九年四月升泰等人给清廷的奏摺中,便定下了与俄使谈判的基本战术,即“稳中力争”,他们在奏摺中称:

红线与直线之间,尚有黄线一道,就此三线形势,必须历勘地名,详加考核,庶几胸有绳墨。如图约与地面稍未符合,有关出入者,亟应向俄使力与指辩,断不敢迁就其事,亦不敢妄起争端。总期中俄两得其平,共敦和好。

《中俄改订条约》规定在红线和直线之间酌中定界。虽然当时清政府的测量技术还较差,但他们在光绪八年便基本了解黄线(分界线)应在阿拉克别克河西,楚什喀里湖东。当俄国分界大臣开口以哈巴河划界之后,并没有针锋相对,提出应以阿拉克别克河为界。也许,升泰等人认为,若中方直接提出以阿拉克别克河为界,俄使必然会坚不肯允,进而讨价还价,反而达不到目的。他们采用以柔克刚、步步为营的战术,“力与指辩,答以哈巴河断难划分,并派随营委员更番前往比喻”。

为不让俄使阴谋得逞,升泰等“一面默察其意,一面力抵其诬。”并将《中俄改订条约》中关于斋桑湖以东地区的分界办法,让通事“细译与听”。巴布阔福、彼甫佐夫对这些条文无疑早已相当熟悉,他们以为清政府官员地理知识很差,没有进行过实地测量。加之沙俄早就企图占有哈巴河一带富庶之地,于前一年便派兵侵占。故当他们听到按约分界时,“慢言支狡,语涉龃龉”,意欲撇开改订条约中关于科塔边界划分的有关条文。但升泰等颇有耐心,既不能以哈巴河为界,又不能因争论过激而致使谈判决裂,“惟静以待之,礼以折之,总以按约酌中定界一语回答。”经过长时间的争辩,巴布阔福等见中方代表“屡系照约与争,持论公允,知哈巴河不能议分,始转圜允退离哈巴河迤西约八十里之毕里克河划分”。

毕里克(Bilezik)河在哈巴河与阿拉克别克河之间,并非在旧界与直线之间。若以此划分,仍为俄多占,于约不符,于理不合。升泰等“复婉言会商”,并就俄使带来之图,让俄使“按照西洋算法,由旧界至哈巴河直线止,其间共宽若干里。”俄使彼甫佐夫不知是经验不足,还是其他原因,随即算出“共有二百八里余里”。中国代表得知此一里程后,随即据约力争,指出“里数既经算明”,即应按照条约所定,“折中议分,方昭平允。”若以毕里克河划分,则中国“所分者仅八十余里,而俄所占者约二百余里,是道里远近已不得其平”,若照此“办理则仍属不妥”。俄使虽自觉失理,但仍不放弃多占领土的欲望,仍希望以磨的办法达到目的。升泰等再次按约力与理争,又相持十余天。

升泰、额尔庆额审时度势,决不退让,于七月四日,“率同科塔及随营各委员,齐抵俄营,开诚布公。”晓以非按旧界与直线之间分界,“决难迁就允从”,并“剀切与之妥议”。巴布阔福等见中方代表众志成城,意识到不按约划分,势难定界,于是“便复允退五十里,议定在阿拉喀别克河为界”。

阿拉喀别克河至哈巴河直线有一百三十里,即在旧界与直线的中点黄线东边,而中点黄线应是一百四十里。即以此河为界,俄方仍多占十余里。但此时升泰、额尔庆额由哈巴河议至阿拉喀别克河,逼迫俄使一再退让,心中已经满足。而且自思俄方不可能再退让,如再次与之争辩,必至决裂。于是以阿拉喀别克河为基准,“其余应分之处,均照此类推,仿照黄线所指方位划分,或依山,或傍水,顺其形势,建立牌博,以为新界。”其新界尾为阿克哈巴河源,距奎峒山已有一百五六十里。奎峒山“高耸云表,群峰环抱,与额尔泰山腹背相连,踞形胜之地,为中外关键,俄人蓄意图占,原非一日。”经分界大臣力与指辩,“奎峒山仍归中土,庶可扼其险要,诚为边圉之幸”。

纵观此次谈判,沙俄虽早有预谋,欲违约多占,以哈巴河为界。为达目的,谈判前派兵强占,以造成既成事实。并选派重臣,力争谈判得手。在谈判中又采用磨延战术,以逼使中方代表按照俄方的意愿划分边界。但毕竟有约在先,企图违约多占,于理不通,于情不合。且当时新疆地区稳定,其他地方又没有大的动荡,沙俄没有可利用的机会。而中国分界大臣采用步步为营的战术,一步一个脚印,迫使俄国分界大臣步步退让,使沙俄的阴谋未能得逞。

结 语

纵观世界历史上的两国边界,最长者莫过于清代中俄边界,东自吉林图门江口起,西至帕米尔乌孜别里山口止,绵延二万余里。中俄勘界缔约之多,亦为世所罕见,前后共二十余次。

清代西北中俄边界,勘分多次,前后数十年,缔约十二次。每次勘界,沙俄依强逞横,狡诈多端;制造分裂,趁火打劫;先兵后礼,先占后勘;得寸谋尺,贪心不已;甚至自定议单,自立界牌。每勘分一次,则沙俄多占一大片土地,清王朝多失一大片国土。沙俄屡勘屡占,清王朝屡勘屡失,此为清代中俄边界谈判的基本规律。

清政府之所以每次勘界均遭沙俄圈套,除了沙俄伎俩狡诈之外,其自身原因亦有不少。其一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边疆地理不详,如恭亲王奕䜣在与俄使订立《中俄北京条约》之前,倘若熟悉边情,了解西部卡伦有常设、移设、添设之分,便决不会把常设卡伦作为分界的标志,以致酿成丧失西北大片领土。科布多办事大臣瑞洵曾谓:“当时分界大臣,固非有心让地,委缘才识庸暗,平日并不察阅舆图,考求形势。一旦身膺重任,躬舆界务,到彼之后,直如盲人瞎马,夜临深池。加以彼族要挟逼迫,又凡事不如俄人之精熟,不得不拱手奉送。”

其二是测绘技术落后。清代虽有大清一统图等,但都粗疏,无精细之边疆图。当勘分边界之际,亦无测绘地图之人。自咸丰、同治以来,中俄勘界地图,均出自俄人之手。如上所述,光绪九年中俄勘分科塔边界,中国分界大臣虽然清楚黄线应在阿拉克别克河之西,但不知距哈巴河有多少里程,后经俄使告知,才知有二百八十余里。额尔庆额与俄使建立科布多新界牌、鄂博之时,其界图亦出自俄人之手。瑞洵曾谓:“奴才曾以询当年随去之员,据云额尔庆额往分阿拉克别克界务,因未带有画界之人,其画界图,即出俄人之手,草率了事,失算已极。”

其三是对边疆地区重视不够。昔日左宗棠曾谓:“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新疆不固,蒙古不安,匪特甘陕山西,时虞侵略,即直北关山,将无晏眠之日。”但这一正确看法并没有被历代某些当权者所认同。有的人视新疆为荒漠戈壁,无足轻重。中国历史上的西北边疆,以蒙、藏、新疆为要,而新疆位于蒙藏之间,臂指相联。昔日蒙古完成统一大业,先征西域,迨西域、蒙古二区在握,而后四征弗庭,前后左右,鞭笞裕如。从历史上看,新疆不安,中原不稳。自汉武帝通西域以来,新疆为中西交通之孔道,东西文化之交汇处,其地位十分重要。只重沿海和内地,忽视边疆建设,乃短视之举。

【注】文章原载于《西域研究》1999年第1期。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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