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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咸丰皇帝的那点花花肠子，曾国藩怎么会没有想到呢？他之所以愿意放弃兵权，原因有二：其一是为了军饷；其二也是让久战的湘勇好好歇一歇，养精蓄锐。
你皇上的嫡系不是能打吗？石达开已经回天京去了，就让你的两个嫡系去啃一啃那块硬骨头，尝尝什么味道。江西和湖北境内那点太平军势力，养着也好，省得朝廷又干出兔死狗烹的招数来。
曾国藩虽然在家里，却时刻关注着江西湖北的战况，每天都能收到前方的来信，他在遥控指挥。
由于太平军的内讧，石达开于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率太平军的精锐部队撤出湖北战场，从而为湘军提供了有利战机。在曾国藩和胡林翼的指挥下，湘军趁机攻下了瑞州、抚州等地，控制了两湖、江西等大部分地区，矛头直指安徽。
战局如此顺利，咸丰帝非常开心，于是他对湘军的将士们封官加赏。胡林翼加太子少保，杨载福为江西提督，李续宾升至浙江巡抚，湘军的其他将领也得到了相应的封赏。
但对于在家丁忧的曾国藩，咸丰皇帝连一句问候的话都没有。皇帝没有话，并不代表曾国藩不说话，他暗中命人送了一些财物给那个替咸丰皇帝生下皇子的懿妃（慈禧），不得不说曾国藩的这步棋走得很精准，未雨绸缪，因此他在咸丰皇帝的面前，有了第二个替他说话的人，也使得他日后能够成为朝廷重臣。
咸丰八年(1858年)，石达开与洪秀全闹翻后，率二十万人马进入浙江，以惊人的速度攻占了常山、江山等地，准备对衢州发起进攻。曾国藩得知情况，急忙让弟弟曾国藩前往浙江，去帮助李续宾。
石达开的二十万大军所到之处，清军闻风披靡，湘军也是相互配合不利，（曾国藩故意那么做的，就是要造成没有他的指挥，湘军就乱的假象）
湖北巡抚胡林翼趁机向咸丰上书：让曾国藩出山，带兵赴援浙江。胡林翼此次上书原因有二，一是让曾国藩助他一臂之力，二是报答曾国藩对他的推荐之恩，让曾国藩谋得一点实权。而皇帝也考虑到只有曾国藩才能统领湘军，他的地位无人取代，要想早日铲除太平军，只有让曾国藩出山。鉴于此种形势，皇帝便下旨让曾国藩出山统兵。
曾国藩接到谕旨，首先来到长沙，会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和他们一起共商大计。
这次出山，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他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他他变得和气、谦虚了，说话也圆滑了许多。以前他做事直来直去，不太讲究虚文俗套。现在则和那些庸官俗吏一样注意礼仪排场。
原来他在家这一年多，反思自己的种种过去，又有了新的参悟：与其跟别人硬碰硬的得罪人，给自己制造障碍，为什么不能敷衍一下，制造有利的条件呢？一人在世上混，光有智谋还不够，还必须学会圆滑。
他给咸丰皇帝上折子，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结尾送上几句恭维的话。他以前的奏折“戆直激切，不讲究方式方法”，那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曾惹得咸丰皇帝大怒，差点儿引来杀身之祸。练兵之初，不光对同僚不假辞色，甚至对皇帝说话也句句如钢似铁。皇帝给他下过多次指示，都被他以不合实际为由直接顶了回去。
那些奏折，在皇帝头脑中强化了曾国藩勇于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印象。这也是皇帝对他不能信任、不敢给他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出山之后，他奏事风格大变。所上《恭报启程日期折》，平实沉稳，非常谦逊。他说:臣才质凡陋，频年饱历忧虞，待罪行间，过多功寡。伏蒙皇上鸿慈，曲加矜宥，惟有殚竭愚忱，慎勉襄事，以求稍纾育旰忧勤。
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就是一份服软的检讨书。咸丰皇帝一看，非常满意，批复：汝此次奉命即行，足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俟抵营后，迅将如何布置进剿机宜，由驿驰奏可也。
曾国藩在长沙待了十几天之后，赶到武昌。在武昌，曾国藩也像在长沙那样，和湖北的官员打成一片，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接着，曾国藩坐船赶到了黄州府下游五十里处的巴河，与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宾、鲍超等人会合。
几番问候之后，大家共商军机要事。经过一番分析，曾国藩做出了如下方案，由曾国荃率领吉字营围攻吉安；由李续宾、彭玉麟、曾国华、鲍超等营在安庆落足，进入安徽战场，配合胡林翼作战；由曾国藩亲率领剩下的萧启江、张运兰、吴国佐各部，前去支援浙江。
为保险起见，李续宾从自己的部队里拨出千余人作为曾国藩的亲兵护卫营。曾国藩路过九江的时候，想起江西巡抚还没去拜会，于是来到了江西巡抚衙门，见到了时任江西巡抚的耆龄。耆龄不像陈启迈、文俊那样故意刁难曾国藩，而是表示全力支持湘军，为湘军提供一切需要。曾国藩很是高兴，因为一直以来困扰他的军饷大事终于解诀了。
曾国藩再度出山重掌湘军大权后，但是他的身份仍是一个赋闲在家的兵部侍郎，因为皇帝仍然不想给他督抚之权，只是拿他救急，让他当抵挡石达开的游击之师。
咸丰八年( 1858 )九月，曾国藩到达江西时，石达开已经转赴福建，曾国藩遂计划追随入闽，却传来了一个噩耗——他弟弟曾国华战死三河镇。
原来，石达开出走之后，洪秀全放手起用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年轻有为的天才将领，解决了失去杨秀清、石达开导致的人才危机。由于江北江南两个大营的作战不利，给了濒死的太平天国喘气的机会。太平天国居然又渐渐恢复活力，李秀成、陈玉成为了解天京之围，施围魏救赵之计，进军安徽，攻下了庐州(就是曾国藩的好友和亲家殉国的地方)，把江北大营的清军调动出来，破了江北大营。这一胜利使李秀成、陈玉成威名远扬，太平军又重新嘚瑟起来了，前锋直指庐州。
安庆失陷后，庐州就成了安徽的省府，省会失陷当然是大事，所以咸丰皇帝命令正准备进攻安徽他处的湘军名将、罗泽南的接班人李续宾，立即移师夺回庐州。李续宾十天之内七奉咸丰皇帝的严命，于是不得不前往攻城。其实咸丰这又是一次瞎指挥，李续宾部只有八千人，并且正当连续作战之后，让他们奔袭数百里，破太平军重重防线，再攻下庐州，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咸丰一再严命，李续宾也只能尽力而为，他二十天内连下桐城、舒城，九月底进扎庐州城南七十里的三河镇。
三河城小而坚，地当要道，又是太平军的屯粮之所，太平军在此坚固设防，驻扎重兵，使李续宾寸步难行。
李续宾连年苦战未得休整，进入安徽后又孤军深入，屡犯兵家大忌。太平军抓住机会发起围攻，李续宾六千精锐被全歼，李续宾及曾国藩的亲弟弟曾国华皆死于军中。
李续宾是罗泽南之后湘军最重要的骨干，也是湘军最精锐的核心。曾国藩得信“中夜以思，泪如雨下”。他说:“三河之大变，全局破坏，与咸丰四年冬间相似，情怀难堪。”胡林翼闻讯也“大恸仆地，呕血不能起。”此时胡林翼正因母丧丁忧，接到曾国藩的信之后，急忙复出。
就在曾国藩和胡林翼商议如何重振湘军，替李续宾和曾国华报仇雪恨的时候，瞎指挥的咸丰皇帝又下旨了，让曾国藩去追剿石达开。
原来石达开在福建广东江西折腾一阵之后，由于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又被各路清军追着打，所以一路向西入了川。（几十年后，有一支伟大的军队，走的也是类似的道路，但是结局却截然不同）
曾国藩报仇心切，他哪里愿意去追石达开呢？可是面对皇上的旨意，他有不能不执行，于是，他暗示胡林翼上了折子，陈诉安徽匪情的厉害以及清军的战况，另外，他还怂恿湖广总督官文上奏，建议不要让曾国藩入蜀，而是留下来图皖。
曾国藩虽然不愿奉命入川，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公开抗旨，而是连上数折，或托词所部正攻打景德镇，无法分身，或者讲可以灭敌于湖南而不必入蜀，或托言江西、安徽当守，多方周旋，刚柔相济。他还在折子中提到一旦让太平军坐大，势必像上次那样威胁京城，而四川乃蛮荒之地，石达开往那边走，等于自寻死路。
咸丰皇帝一听这样，同意曾国藩留下来与胡林翼合军一处，修复湘军战斗力，共谋恢复安徽。
曾国藩为了防止朝廷大臣再使绊子，秘密让人送了一批财物给皇帝身边的红人肃顺，还有懿贵妃。他并不知道，这时候的懿贵妃，已经在咸丰皇帝的宠爱之下，帮忙处理一些国事了。
此时，李鸿章也投奔曾国藩门下，曾国藩很是高兴，因为他知道李鸿章的才华和谋略。在李鸿章的出谋划策之下，咸丰九年(1859年) 九月，曾国藩和胡林翼制订了向安徽进军的计划:兵分三路，第一-路由都兴阿、多隆阿、鲍超及杨载福围攻安庆:第二路由曾国藩率兵攻太湖、潜山、桐城;第三路由胡林翼率兵取道英山、舒城、六安，之后曾国藩又亲自率领第一路军队进攻安庆。
早在创建湘军之初，曾国藩就把平定太平军的重点放在四个城市:武昌、九江、安庆、南京。他的总体计划是稳扎稳打，沿着长江，一个个地拔钉子。现在，武昌、九江已下，下一个重点自然就成了安庆。
安庆是长江边上的重镇，决定着长江上的航运安全，南京之所以能一直保障安全和粮饷供给，就是因为太平军掌握了安庆，掌握了长江的运输线。
此时天下战局中，国家正规军即江南大营和湘军的竞争态势更加鲜明。李秀成、陈玉成虽然用计彻底扫灭了江北大营，但是江南大营却没有受到影响。江南大营在和春与何桂清的合力经营下，战果相当喜人。特别是进入咸丰九年后，江南大营攻下了南京城外的重镇浦口，对南京形成了合围之势。按江南大营方面的估计，南京城有可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被攻陷。
但是曾国藩和胡林翼话却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对江南大营太了解了。
江南大营典型地体现了清代国家军队的所有缺点。首先是兵源。前文讲过，曾国藩招兵，以“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而江南大营多数士兵皆募自沿海地区的城市游民，尤以广东潮勇为多，这些人恰恰正是湘军坚决不用的市井无赖之徒。这样募来的士兵实际上只能是一群“乌合之众，漫无纪律，无事则虚糜粮饷，有事则临阵溃逃”。
其次是管理。湘军强调兵为将有，利用门生故吏宗族乡党等关系，对全军官兵将弁逐层逐级加以控制，因此如臂使指，非常团结。江南大营的兵丁则是抽自各省，派系众多，心志不一。兵丁籍贯南达两广，西及川、楚，东到江、浙，北抵山东。各省部队间矛盾重重。士兵不团结，将领之间芥蒂更深。江南大营早期，向荣和下属中的满族将领和春、苏布通阿、福兴均不和。和春继任之后，因“权势既大，矜骄不免，喜谀恶直，是其素性”目，与主将张国梁的矛盾非常突出。
最后是军纪。曾国藩对军中廉政建设抓得很紧，一旦发现贪污中饱私囊行为，曾国藩严惩不贷，从不姑息。副将杨复成、彭得胜因克扣军饷，曾国藩上奏朝廷正法处之。
而江南大营却极为腐败。和春、张国梁除了互相斗争外，还各自任用私人，培植亲信，腐败不堪。
江南大营之所以能够打几场所谓的胜仗，劝都是依仗着湘军拖住了太平军的精锐，使李秀成和陈玉成无暇对付江南大营，这才让江南大营得了一点赢头。远在北京的咸丰皇帝看不到问题的关键，曾国藩和胡林翼是很明白的。
对于咸丰皇帝的偏心，胡林翼也有些气愤，但是他没有办法。
胡林翼没有办法，但曾国藩有法子。（预知后事，请看下一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