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人历经十世苏丹延续三百多年让帝国达到顶峰，疆域面积接近1200万平方公里。但其后的两百多年却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败家史，以现在土耳其7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来算，93%的家当被败光了。在1683年之前，帝国几乎是战无不胜；在1683年之后，帝国几乎是战无不败。斯曼帝国由之前的“火药帝国”变成了“西亚病夫”。奥斯曼帝国是如何创造这令人瞠目结舌的败家史的呢?
一、苏莱曼大帝之后的政治体系不能随形势而变，运行弊端不断显露。
奥斯曼帝国在崛起过程中善于吸收东西方文明所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是其不断壮大的主要原因。现在，这一套政治体制分崩离析，在运行中的弊端不断显露。第一，“苏丹和哈里发制”。苏莱曼大帝所确立的帝国核心体制是中央集权的“苏丹和哈里发制”，即奥斯曼的苏丹也同时兼任哈里发，成为伊斯兰世界名义上的领导者。政教合一的领导权保障了帝国有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苏丹控制着一个有效的官僚机构，树立法律权威，能有效地管治地方、人民及官员；而作为伊斯兰教哈里发，还可以圣战名义，动员起一支动辄几十万人的大军。但这种高度化的专制政体一般过于依赖统治者的个人才能，在强有力的专制君主手中，政府运作过程中过分或不足的地方会被掩盖，一旦权柄落入能力较差的统治者手中，大量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不断削弱帝国实力。苏莱曼大帝之后，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个人能力出众或是贤明的君主。在无能统治者的统治下，后宫干政、宦官乱政等情况就必然出现。在苏莱曼大帝之后的奥斯曼帝国就是这种情况。统治体系生长了腐败的毒瘤。首先是统治者日益腐朽，不在崇尚节俭，不在御驾亲征，而是沉溺于后宫的奢侈生活。其次是各级官员们变的腐败，政治升迁之路不再是个人能力，而是金钱贿赂，阿谀奉承。再次，由于能力较差并且苏丹变更频繁，苏丹权力经常旁落到后宫和大臣手里。比如维齐尔是帝国的宰相，在默罕默德四世在位期间，他给予了维齐尔巨大的权力，以至于他后来自己都被新任命的维齐尔给废掉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为后宫的娘娘们所把持，“垂帘听政”期间曾创下12年换18位宰相的记录。1648-1656年是帝国历史上苏丹女权时期。这时期最著名的女性是柯塞姆苏丹及其儿媳妇杜亨·哈提婕。在柯塞姆苏丹废黜穆罕默德四世的计划泄漏后，哈提婕的支持者在1651年将柯塞姆苏丹杀害。不仅如此，整个帝国的后宫对苏丹们来说就是一个大牢笼，产生了很多位精神分裂的苏丹。比如说，奥斯曼帝国也有太监，按照斯坦福·肖在《奥斯曼帝国》中的说法，太监的首领“大内总管”权倾朝野，在帝国中的地位仅低于大维齐尔和大教长（宗教领袖），基本等同于明朝宦官的政治地位，搞得整个帝国和苏丹家族鸡飞狗跳。
第二，奴隶之家的官僚体制。为了更有效地利用被征服的基督徒，奥斯曼人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构建在苏丹的奴隶之家之上的行政体系。这样的奴隶制度在外国人眼中或许十分怪异，但它是一种开明而实用的机制，充分发挥了苏丹手下年轻的基督徒臣民的能力，不仅造福于帝国，也有利于这些奴隶本人。奴隶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变成了苏丹的“奴隶之家”的成员，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不搞世袭、唯才是用的统治阶层。在帝国历史的最初几个世纪，这个精英阶层保证了奥斯曼帝国的权势，维护了国家的稳定，使国家免受穆斯林世袭贵族破坏性的内斗和裙带关系泛滥的荼毒。但现在奴隶之家的官僚系统遭到破坏。在此之前，苏丹的奴隶之家绝不接纳任何穆斯林，从而避免了世袭特权的侵蚀。但是，随着帝国变得越来越庞大，人口越来越众多，这个封闭的体系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穆斯林上层人士的不满。在他们看来，自己是帝国的头等公民，是国家的忠实追随者和信仰的忠诚战士，理应享有特权，在政府中占据一席之地。而要在政府中扮演角色，穆斯林就必须被奴隶之家接纳。一代代缺乏决断力的苏丹顶不住他们的压力，逐渐向所有身为自由人的穆斯林开放了公职。同时，他们还可以把职务遗赠给自己的儿子。在几个世纪的征服岁月中，奴隶之家曾经为帝国的管理体系输送了一代代勤勤恳恳的公职人员。而现在，奴隶之家逐渐受到侵蚀，最终不复存在。结果，奥斯曼帝国的行政体系越发臃肿，变成了一个膨胀而笨重、充斥着阴谋和腐败的官僚系统。这个作用消极、自私自利的官僚体系像以往那个更加积极、无私的行政体系一样难以撼动。
第三，军队采邑制。这种制度是“帝国以服军役为条件，把土地分封给封建贵族，封建贵族世袭封地向农民和牧民征税”。这种军事采邑制又称梯玛尔制（timar）或军事封疆制。苏丹皇室除留下部分领土由皇室直接向农民征税外，其余全部作为军事领地，按照等级分封给有功的军人，最大的封主叫做哈斯。 这种制度的特点是所有封建主都从苏丹那里直接受封，彼此只有军事上的隶属关系。采邑制主要的功能是提供稳定的骑兵兵源，为苏丹出征作战，成为帝国军事力量的源泉。但现在军队世袭化，变得没有纪律性可言，军事采邑制逐渐瓦解。
帝国军队主要由西帕希骑兵和近卫军步兵组成，但前者慢慢不再具有军事价值，越来越容易违抗命令，拒绝参战，即便参战也会逃离战场，这也使得其凭借梯玛尔制获得的封地被逐渐没收，导致新地主阶层的崛起，但即便这些西帕希骑兵能够保住封地，也会想法将封地传给自己的儿子，实现土地的世袭。近卫军的兵源随着穆斯林的加入而出现更大改变，内部团结和集体精神受到动摇，加上近卫军也被允许可以结婚生子，在军事征伐变少的情况下还可以从事手工业，使得近卫军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世袭化。于是，当苏丹日渐软弱后，无论是西帕希骑兵，还是近卫军都频繁地起来造反。到晚期，近卫军甚至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近卫军在奥斯曼帝国早期曾是令欧洲人谈之色变的最精锐军团，但到了帝国的中晚期基本蜕化为“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或者说，搞宫廷政变特别在行。发展到后来，基本上是哪个苏丹想搞改革，或者说想触动哪怕是半点近卫军的部门利益，结局一定是在宫廷军事政变中下台。例如，早在1718年，穆罕默德三世就掀起了“向法国学习”的改革热，改革还远未进入深水区，禁卫军便以反对“法国生活方式”为借口按捺不住的发动了军事政变，据说，此时改革的唯一成果还仅仅是成立了一家印刷厂，但就为这，穆罕默德三世便被废黜了。还有更冤的，某位苏丹因为不堪忍受禁卫军的“鸠占鹊巢”，计划从伊斯坦布尔逃跑到外省。禁卫军知道后，立即就把苏丹软禁了起来，最后用“捏碎睾丸”的方式处死了苏丹，据杰森·古德温在《奥斯曼帝国闲史》中的说法，这还是普通人享受不到的待遇，是一种“专门用来处死苏丹的方式”。
二、欧洲借创新再兴，奥斯曼因守旧而衰
在东方胜过西方的时代，前代苏丹们学习并改进了各种制度和工具（主要是向东方学习），为统一的奥斯曼帝国赢得了一场场胜利。他们首先学习了亚洲草原上异教游牧民的生活方式，然后又向中世纪的伊斯兰定居文明学习。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人力和资源的集中使用，他们创造出一个开明而井然有序的国家，并且拥有一支纪律严明的职业化军队。奥斯曼帝国军事实力长时间领先于同时代对手。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相比，突厥人在皈依伊斯兰教后就毫无保留地投入圣战之中，且从担任雇佣兵开始，就善于接受新式武器，如火器、大炮等。例如，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破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就有赖于引入乌尔班大炮。这时候的奥斯曼帝国，宗教氛围相对宽容，军队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利用了来自欧洲和北非的造船术、先进的技战术和五花八门的人力物力。这使得奥斯曼人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可以横扫欧亚大陆。
随着统治日久，奥斯曼帝国正变得狂妄自大，思想观念因循守旧，拒绝接受新思想新技术。在16、17世纪，基督教欧洲从城堡林立的中世纪一路演化，经历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推动了这一演化过程，具体体现在贸易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方面，而经济和制度的创新构成了崭新的西方文明的基石。而奥斯曼帝国在这两个世纪中则落在了后面，并没有实现这种进步。它既缺乏财政方面和商业方面的积累，同时又囿于对自身力量和体制的盲目迷信。
从军事上来看，在帝国衰落的17世纪，欧洲发生了一次军事革命，包括在武器方面，火器完全代替了旧有的弓矢和戈矛；在组织方面，职业常备军的出现使佣兵制遭到淘汰；在思想方面，罗马古典范式与16世纪战争的融合，因而形成新观念。例如在三十年战争中，由于瑞典军队优秀的表现与强大的战斗力，使得西欧的很多国家开始仿照瑞典的古斯塔夫改革，建立属于国家的常备军。西方坚决地在大型职业化军队的训练、装备和管理方面一掷千金，组建了可以有效应对各类骑兵突击的装备精良的步兵部队。依赖于弹药、武器、制服、食品和其他物资的大规模运输和供给的西方军队，是以最先进军事技术为基础的战争机器。
但是奥斯曼帝国对这些趋势视而不见，或者说根本不愿意去效仿西方军队。奥斯曼军队还在使用次等和非标准化的装备而使战斗力受损。按照新时代的标准，他们的军需和补给体系杂乱无章，缺乏专业性，组织结构日趋松散，财务管理水平低劣。以往，军队可以依靠四处掠夺和消耗周边乡村产出的农产品来获得足够的补给；而现在，军队的规模如此之大、构成如此之复杂，过去的方式已经不足以支持。
从看待地中海争霸战转折点的勒班陀大海战的反应，我们能体会到当时奥斯曼人的自大心理。作为获胜方，西班牙人和威尼斯人认为他们的获胜纯属侥幸。而作为战败方，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宰相或首席大臣）索科卢则以嘲讽的口吻对比了双方在塞浦路斯和勒班陀的得失：“我们从你们手中夺得塞浦路斯，就像砍掉了你们一只胳膊，你们（在勒班陀）打败了我们的舰队，就像割掉了我们的胡须。胳臂被砍掉就再也长不出来，胡须被剃掉却长得更快。”
另一方面，从对待科学的态度上我们也能看到帝国衰落的必然性。一次，奥斯曼帝国境内发生了地震，宗教权威解释称这是安拉对于人们试图窥探其秘密的惩罚。此前，奥斯曼帝国在君士坦丁堡的贝西克塔斯地区的一个观测点上兴建有一座天文台：奥斯曼帝国强大的海军离不开优良的地图绘制技术，换言之，海军的发展需要研究星象。此外，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也居住在这个地区，他对占星术非常感兴趣。然而对天文学有着明显而不可遏制的憎恶的伊斯兰教士阶层，认定天文台的存在是导致地震的罪魁祸首。最后，天文台被拆毁，奥斯曼帝国的海军优势也随之丧失。
奥斯曼帝国犯了所有帝制国家都会犯的毛病，这其实就是帝国病。罗马帝国犯过，中华帝国犯过，阿拉伯帝国也犯过。面对帝国危机，必须推行改革才能根治。然而，既得利益集团异常强大，任何试图损害他们利益的改革措施都会遭到他们的强烈排斥。在守旧观念主导下，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秩序变得陈腐不堪，帝国一步步走向了衰亡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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