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靖康之耻”，虽说都城汴京沦陷，宋徽宗宋钦宗两位蠢皇帝，外带满朝文武全被人打包抓走，整个汴京城惨遭浩劫，但以实力损失说，北宋最精锐的西军部队依然主力犹存，富庶的东南半壁也在手中。中原大地更是反抗四起，以至于刚拿下汴京的金人，连乘胜追击都顾不上，急火火扶持了傀儡政权就跑了路。
可以说，如果南宋的开国皇帝赵构，能够正确认清当时的形势，果断整合一切力量，南宋何止能守住半壁江山，光复山河甚至洗雪国耻，都是指日可待的事。可惜的是，这位长腿皇帝的主流表现，就是敌人来了跑跑跑，简直是搭上亲儿子也要跑。就这样连跑带求饶，还能有岳飞韩世忠等精兵强将脱颖而出，杀得金人乖乖议和。除了说明南宋命够好，也说明家底够厚实。
那么“土木堡之变”后的明朝呢？乍一看去，形势似乎比“靖康之耻”后要好，毕竟京城没有丢，敌人似乎还离得远。但看看家底呢？“土木堡之变”前，明军的精锐部队，几乎都南调到西南与福建地区，一场“土木堡之变”，又把京城周边的留守部队赔了个精光。临危受命的兵部尚书于谦，调来的援兵也多是“备操军”“运军”“备倭军”这样的三线部队，实战能力少得可怜。
更不要说一个活的皇帝就在瓦剌手上，别管是“太上皇”还是“皇上”，总归是人家手里扣的人质。而且比起短期里滚雪球崛起的金人来，瓦剌可汗也先却是苦心经营了两代，当时瓦剌的势力范围，已经涵盖了包括整个蒙古草原在内的大漠地区，战争潜力十分巨大。一旦明朝方面继续稀里哗啦，中原的浩劫不可避免！
可以说，以沦为半壁江山的可能性说，“土木堡之变”后的明朝，绝不比“靖康之耻”后的南宋低！
但为什么危急面前的明王朝，能够熬过这个危局？关键就是明朝一大“命好”之处：拥有一个以兵部尚书于谦为代表的，能力卓越的核心决策团队。
作为一位力挽狂澜的大英雄，明朝军事家于谦的丰功伟业，早已被史料大书特书。这位铁汉在国家危难时慷慨站出来，先手把手将监国朱祁钰扶上皇位，再拍板给沦为俘虏的明英宗定了“太上皇”名分，然后冷静调兵遣将，终于在极短时间里，把乱作一团的北京城整合成铜墙铁壁，迎头痛击了志在必得的瓦剌大军。他做到的事，北宋汴京城哪怕做到一半，也断然不会有“靖康之耻”。
如果说得遇大英雄于谦，属于明王朝“命好”，那么后面一个重要原因，却不止是命好。挽救危局的于谦，也并非一个人战斗。与他默契配合的，是当时明朝北京城里，一个强大的人才团队。
在瓦剌大军压境，国家生死一线时，出名爱掐架的明朝官员们，却果断放下了恩怨，无论是坚守辽东的王翱，还是朝堂上胖揍锦衣卫的王竑，甚至后来同于谦反目的跋扈将军石亨，这些或文或武的骨干，都是当时一等一的英才。在接下来的残酷战争里，他们更是各个挺身而出，互相通力合作，这才令遭受重创的明王朝，重新捏紧了拳头，向瓦剌大军挥出愤怒的铁拳。
这万众一心的景象，比起靖康之耻前夜，汴京城里的北宋文官们，诸如何栗唐恪之流依然不忘互相拆台的丑陋场面，甚至北宋官员们不思团结抗战，反而找后账报私仇的丑陋闹剧，可以说高下立判。“土木堡之变”前的明王朝，虽说也遭遇“王振乱政”，但整个国家的吏治选拔，依然相对清明。慷慨担当的士风，依然在明朝官员中深入人心。朝堂上的英才们，能力或有差别，但绝大多数人，都依然是负责任的政治家。
北宋之亡，不是亡于“满万不可战”的金人，却更亡于这看似繁华的王朝，早已沦丧的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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