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庆历五年，宋仁宗赵祯已经在位22年了。仁宗朝是强人辈出的时代，除了一代政治女强人刘太后，本朝的吕夷简、范仲淹、富弼、文彦博等都是一代名臣，神宗、哲宗朝的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也都是仁宗朝开始在仕途上缓缓晋升的。但是在这些强人背后，仁宗皇帝本人被耀眼的光芒所掩盖，他的所思所想始终隐藏在层层迷雾之下。
按照传统的标准，宋仁宗当然不是一个坏皇帝，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皇帝。 《宋史》认为本朝虽然也有一些弊端，但是仍然是治世。朝廷上也不是没有小人，但是还是好人更多。君臣上下都是很宽厚的，正是仁宗朝奠定了宋朝三百年的基业。
史书上对仁宗最好的评价就是宽厚。他在辽夏战争爆发的前夕完成了与西夏的议和，没有趁辽兴宗征发西夏时趁火打劫。在庆历党争中，似乎也一言未发，只是在最后阶段出手，驱逐了新政派，但是要注意他仅仅是将他们贬到地方，并没有施加更大的压力，何况富弼、韩琦最后又都回到了中枢。
他仅仅是无原则的宽厚吗？对西夏他做了个看似亏本的买卖，和西夏达成和平协议。如果不与西夏达成和平协议，而是配合辽国进攻西夏，对宋又有什么好处？如果辽国战胜，大宋的北方边界从此只有辽国一家独大，宋将要独自面对辽国的压力，南宋就是因为帮助蒙古灭了金国，蒙古无后顾之忧之下才挥师攻宋，继而灭亡了宋朝。可是如果西夏战胜，与辽国结盟攻打西夏的大宋就必须面对西夏军挟胜而来的雷霆攻势。
因此，选择在西夏最困难的时候完成和约，无论西夏是输是赢，都不会再有理由对宋朝动武，暂时的屈辱反而换取了利益的最大化。宋仁宗看到了三国体系的稳定性，如果任何一方都没有足够的实力消灭另外一方，那么最好的方面就是维持中立，继续保持这个体系。这就是政治的平衡法则。解决了西夏的战事，又平息了国内的党争。接下来的三年，仁宗皇帝大概是在平静中度过的。这三年中对帝国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一件喜事。
仁宗没有儿子，在宫中收养了一个宗室子弟，名叫宗实，小名叫十三。高皇后的外甥女滔滔也在宫中长大。于是皇帝做主，十三和滔滔两个孩子结为夫妻。当时号称“皇帝娶媳，皇后嫁女”，为一时盛事。只是当时并没有很多人意识到这两个孩子对于帝国命运的影响。平淡的生活持续到了庆历七年十一月。这一年发生的叛乱，使得另一位名臣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这次的叛乱发生在河北贝州一个叫做王则的军人。宋代之所以要养活庞大的军队，目的就是预防叛乱。在宋太祖看来，自古有叛民而无叛兵，遇到灾荒，与其让百姓流亡，还不如招来当兵。可是军队一旦叛乱起来就比百姓更加具有杀伤力，自然这次军队的反叛后果是相当严重的。而王则煽动群众依靠的是从黄巾军到太平天国屡用不爽的法宝——宗教。王则借用佛教。
大宋对待内部的叛乱是毫不含糊的，很快派出了在宋夏之战中成名的尹明镐，率领十万禁军开赴贝州平叛。遗憾的是，尹学士这次面临的情况是一次攻守战役，贝州城城防坚固，而对手又是一支正规军。于是尹明镐失败了。
尹学士失败了，真正的主将就要登场了，他就是文彦博。这位以沉稳持重、公正无私的名臣历仕四朝，执掌大宋的中枢五十余年，到八十一岁高龄还被司马光推荐第三次人相，平章军政重事，在朝野看来，文彦博就是稳定公正的象征。他虽然没有范仲淹、王安石的名声，但正是他的智慧，保证了大宋四十余年的太平。
凭着这种正直和灵活，使得文彦博在朝中能够坚定的站稳脚跟，又保证了自己的良好声誉，带领大宋王朝度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到了王则之乱的时候，文彦博已经官居参知政事了，但他在政坛仍然默默无闻，因为庆历新政之前，政坛可谓群星闪耀，文彦博很难脱颖而出。不过，就像对西夏的战争让范仲淹、韩琦登上权力的顶峰一样，贝州的叛乱也是文彦博的一个转折点。
文彦博主动请命，出任河北宣抚使兼体量安抚使，尹明镐改任他的副手。他和尹明镐采用挖地道的方法攻城，一面佯攻城北，一面暗自在城南挖地道。庆历八年的闰正月初一，地道终于挖通了，200名军士趁城北战事激烈，从地道攻人城南。历时66天的王则之乱画上了一个句号。王则被押往京城，肢解而死。王则的死，换来了文彦博的崛起。当月文彦博宫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成为仁宗朝的又一位名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