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5天之后，在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明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的号召，并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制订新中国第一个远大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12年规划）。
钱学森（图片来源 网络）
1956年3月，钱学森担任了“12年规划”综合组组长，并和任新民、沈元、王弼等人一起，主持参与了其中第37项任务《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的制订。
钱学森等在这项科学技术任务的说明书中指出：“喷气火箭技术是现代国防事业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喷气式的飞机，一方面是导弹。没有这两种技术，就没有现代的航空，就没有现代的国防。”
但是，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是优先发展飞机，还是优先发展导弹呢？当时曾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飞机与导弹”的争论。钱学森态度鲜明的主张优先发展导弹。
钱学森是沿着美国航空航天历史轨迹走过来的人，他深谙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都是先有航空，后有航天，他自己也曾说过：“从航空的历史来看，导弹是五十多年来飞机发展的自然结果。”那么，钱学森为什么会有优先搞导弹的想法呢？
首先，从当时的国情来看，他认为短期内不可能在发展飞机上取得快速突破。
东北之行使钱学森加深了对国情的了解。飞机的难点在于材料，而材料问题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我国，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的问题；飞机要上人，所以对飞机的可靠性、安全性和可重复使用性，都有很高的要求，而每一个“性”都要攻关很长时间；飞机还涉及复杂的飞行员训练、地勤空勤等庞大的维护保障系统，均非一日之功，更需要很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其次，从战略博弈的角度分析，发展导弹是战略取胜的捷径。
要想在十多年的短时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抓住主要矛盾，从有利的方向上取得突破。中国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不挨打，然后是如何还击敌人。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防御还是还击，导弹都有优势。钱学森认为，从技术上看，导弹技术并不比飞机更难，研制进度会快得多，况且导弹的使用是一次性的，相对飞机要容易解决得多，发展导弹技术唯一要解决的难题是制导问题，但这在短期可以突破。
钱学森又分析，从国防的未来发展来看，导弹结合核武器是必然之路。钱学森在与国家高层领导的接触中，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正在发展原子弹。他以一个火箭科学家的职业敏感，意识到要搞原子弹就离不开导弹，原子弹要真正形成战斗力和威慑力，必定需要导弹作为运载工具，二者必定会“两弹结合”。
归国时的钱学森，已经是集航空和航天科技理论、战略规划、工程实践和科学管理于一身的著名科学家。他曾亲身参加美国第一枚气象火箭“女兵下士”和美国军方第一枚原始型导弹“下士”的研制工作。他在火箭、导弹技术的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计算机和质量控制等各个专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因此，钱学森对中国该不该优先发展火箭、导弹技术，能不能独立发展火箭、导弹技术的判断，是有科学依据和清醒的估计的。在这个可能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历史时刻，敢不敢挑战世界航空、航天发展的金科玉律？中国能不能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钱学森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能！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不走美国发展的道路，也不走苏联的道路，而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可以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导弹。”
钱学森是个不太爱讲话的人，但是一旦他讲话，就具有相当强的穿透力和感染力。他在美国名校的讲台上练就了逻辑严谨、条理清晰、重点突出的三大本领，又和导师冯·卡门一起游说过美国国防项目的投资人，懂得如何作科普宣传。所以，在“12年规划”会上经过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讨论和说服，他这一具有真知灼见的分析和意见，终于被大家接受。
于是，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就此确定。在国家12年远景规划中，“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被列入了57项重点之一，并有了以下明确的表述。
实现该项任务的途径：“必须尽快建立包括研究、设计和试制的综合性的导弹研究机构，并逐步建立飞机方面的各个研究机构。”
实现该任务的进度：“1963年至1967年在本国研究工作的指导下，独立进行设计和制造国防上需要的、达到当时先进性能指标的导弹。”
实现该任务的组织措施：“在国防部的航空工业委员会下成立导弹研究院，该院自1956年起开始建设，1960年建成。”
这一决策的预见性和深远影响，在以后的岁月里越发显现。钱学森善于根据国家的总体部署和要求，通过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来引领国防科技发展的能力，奠定了他作为战略科学家的非凡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