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在经营西南地区过程中，为了更好的防苗治苗，在苗疆修筑了许多边墙。这些边墙大多位于湘、黔、川等西南省份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交汇之处，被称为中国“南方长城”。　

一、 明代苗疆边墙的兴筑及其背景

苗疆主要包括今天湖南湘西地区和贵州东南地区，从明代开始纳入中央治理的版图。万历四十四年开始修筑第一条边墙，由贵州铜仁至保靖，长度达到三百余里。天启年间，又从镇溪至喜鹊营修筑边墙六十余里。形成了一条自亭子关起，绕浪中江至喜鹊营止的连绵二百多里的边墙。

明代边墙把苗疆地区一分为二，沿东北至西南划成两个部分。明代在苗疆建立了卫所制度，设立沅州卫和辰州卫和保靖军民宣慰司，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苗民时叛时服，边境不宁。此后二百多年，汉人不断的被迁徙到这一地区屯垦，与苗人通婚，引导教化苗人，对苗人不断同化。政府管理的触角也逐渐向苗疆地区内部延伸。

从明朝万历年间起，边墙成为“汉苗之界”，后来演变成“生苗”与“熟苗”的分界线。中央政府在苗疆边墙附近，“设营哨，有汉土官兵七千八百名”，边墙起了很好的防御“苗患”的功能。

二、清代苗疆边墙

清朝康熙年间，康熙采用大臣的建议，决定恢复明代修建的边墙，作为控制及经营边疆“一劳永逸”的策略。

康熙十九年起，朝廷委派辰州知府刘应中会同有关官员，实地考察原有的边墙，刘应中随后向康熙上了一道《边墙议》，指出：“欲兴筑，必先议费所出。今需金数万，边荒无力自捐。原近墙各寨皆熟苗，岂便复筑土墙隔之于外？”所以刘应中的意见是暂缓修筑。

修筑边墙在当时有几大困难：一是工程比较大大，很多原来的边墙都已倒塌，只能推倒重建，这以一般的修补根本起不到作用。要是新建则需要大量的经费，而苗疆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无力筹措资金；再者修建工程量比较大，至少需要上万人手，目前也无力调动这么多人手；边墙修好后，原有的士兵也不能撤走，还需要沿墙守卫，才能确保苗疆地区的稳定。所以修墙不是当务之急，如果要修，“非独辰州一郡之事”，那中央政府要加大投入才行。正是因为刘应中提出了许多实际困难，所以康熙早期这一建议便暂时搁置了。

康熙五十年，湖广总督鄂海在清政府收复台湾、平噶尔丹，版图扩张之时指出，现在边境宁定，只有苗疆僻处西南，尚未完全教化，与中央政府并不同心同德。一些苗族村寨靠着险要地势，屡屡与政府作对，甚至打家劫舍，成为一大隐患。建议在生苗与熟苗边界地区修筑边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西南地区的稳定。

康熙对鄂海的建议很重视，指出“天下内外，俱为一体”，边疆地区也是朝廷的版图，与其他地区一样重要。地方官在让少数民族群众“安居乐业，咸遂生养，从容化导，教之礼让”的基础上，也让他们也获得安定发展的环境，是统治进一步深入西南地区的有效措施。特别是经过清朝几十年的治理，许多苗民愿改土归流，成为“圣朝编户”，愿意纳粮纳税，“永沾圣化”。

正是考虑到利用改土归流削弱土司势力，增强对苗疆的控制。清朝政府便将修筑边墙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虽然康熙手里没有完成这项工程，但在雍正时实现了修筑边墙的愿望。从此后，边疆地区居民不断增长，“民自内地而迁，历年开垦，渐觉充裕。”

清朝康、雍、乾三朝，苗疆并不平静，苗人反叛的事情很多，构筑一道边墙也是有意义的举动。在乾隆后期爆发的波及苗疆全境的“大苗变”中，清廷动用了两湖、两广等七省官兵围剿，但苗族叛军机动性很强，“兵至苗去，兵过云集”，这场平叛成为旷日持久的战争。经过十多年的围追堵截，这才彻底平定苗疆。在平叛的过程中，边墙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圣武记》上说：“（清军）遥以声势，边墙以限疆界，哨台以守望，炮台以堵敌，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战。。。。于是守固矣，可以战。”

在这次平叛中，总督清军的傅鼐沿着边墙修建了汛堡、碉楼、炮台一千一百七十二座，又新修筑边墙一百一十里，沿边墙发展屯田十二万余亩，这种持久战术让反叛的苗民们力量日趋衰弱，最终被平定。　　

清代平叛时修的边墙以条石筑成，较为坚固，共花费白银十三万二千九百余两，并对之前坍塌的老边墙进行了引咎缮。

三、边墙的作用和意义

作为经营苗疆的一种手段，边墙在界分民苗、防御“苗患”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它也是明清时苗疆社会变迁的见证者。 　　

自从明初朱元璋派30万大军平滇之后，西南地区纳入统治版图。当时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基本上以沅水水路为主。这条水路对中央管理西南的重要性非常大。

沅水既是进出西南的主要通道，又是西南地区的经济大动脉。西南地区出产的木材、矿产都是经过这条动脉与外部联接。保证这条大动脉的安全，是牵扯到苗疆地区稳定的大事，所以沿沅水修建边墙，也是保障西南地区安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对西南大开发有首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明清之时，由湖南到贵州的驿道并不畅通，很多地方只容一人一马能过，沅水也是苗人的交通命脉，很多苗人村寨也是沿沅水而建。修建边墙，控制沅水，就是控制了苗人的交通，是对苗人完成了包围。苗疆边墙与碉堡、卫所一起组成了将“生苗”圈限在大山深处的一道屏障。

明代生苗、熟苗的区别尚不明显，二者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铜仁府志》上说：苗有二种，其在湖广镇筸、四川酉邑、贵之铜平诸处者，曰“红苗”，其在省溪、水（石艮）、黄栢诸山，曰“水苗”此时被称为“红苗”；而“颇遵汉法”的下四里苗，则称“水苗”。水苗是纳入明朝编户的齐民。

清代对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后，生苗、熟苗的区别更加明显，“熟苗”中也包含了屯军与当地苗家女子的后裔和内地迁来与苗人通婚的人群后裔。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也不不少与苗人通婚的，所以区分“生苗”与“熟苗”，确定不同的政策，是统治边疆地区的一种政治手段。

实际上，清朝是鼓励迁入的汉人与苗人通婚的。这是同化苗人，使其接受中华文化的一种有效举措。当时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政府鼓励下，汉人中娶苗妇者日众，民族间也在不断融合。

但是汉人在与苗人通婚的过程中，有一些汉人中的害群之马利用苗人的单纯和善良，想办法侵占苗人的土地和财产，或者以赌、毒等术控制苗人，使许多苗人受汉人的奴役。我们知道，与当时拥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汉人相比，苗人的思想十分单纯，他们很容易受到汉人的哄骗，或者因赌博输掉田地，或者因为别的原因被汉人利用，上了一些汉族败类的当。所以引起了“苗众转致失业，贫难无糜者日多”的现象。这也为后来清末时汉、苗民族矛盾尖锐的一个重要诱因。

总的来说，有了边墙的庇佑，西南一些地区总体上是安定的，汉人与苗人之间的经济贸易也获得了较大发展。苗族地区缺少盐和布匹，正是汉族人从沅水上运输至西南地区进行贸易。明清时期，西南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市场，各族人民在此进行贸易，实现了民族间的“相安无扰”。所以戍边汉苗界线的边墙对西南地区的发展还是有过贡献的。

参考料：《辰州府志》、《苗疆风俗考》、《湘西苗族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