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济吉特•琦善（满语：kišan，1790年－1854年），字静庵，博尔济吉特氏人，满洲正黄旗人，清朝大臣，鸦片战争时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咸丰四年（1854年）秋病死军中，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依总督例赐恤，谥文勤。

对于琦善，历史说的最多的就是私自与英方签订《穿鼻草约》，割让香港岛、赔款600万银元。

历史对于琦善给的最多的定论就是“四宗罪”。

第一、主张弛禁，破坏禁烟；

第二、英舰队到达大沽口外时，乘机打击禁烟首领林则徐，主张投降；

第三、主持广东中英谈判期间，不事战守，虎门危急时又拒不派援，致使战事失败，关天培战死；

第四、私自割让香港予英国；

接下来我们以“善恶忠奸”角度分析，文渊阁大学士琦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真实角色。

为什么文渊阁大学士琦善会被成为奸臣？

（本文并无为谁人洗白质疑，只是客观的看待历史，分析人物。）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从皇权至上和功利主义的形势中，这种说法是在舆论上保护了道光皇帝，换句话说是琦善就是一个背黑锅的。

在封建社会皇权至上的思想中，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不应该跟不可能出现决策性的失误，所以文人士大夫的对于制度决策错误的批判最多到达一品大员。

其实可以看出，在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所谓出现的“奸臣”：就是欺君罔上，结党营私，使得朝廷乱作一团，乌烟瘴气。但是只要杀掉奸臣，出现的就是朗朗乾坤。

这种形式让皇帝直接避免了需要承担的责任，而让“奸臣”去承担责任，充当替死鬼。若非如此，将会直接批判到皇帝。

如若不然就与封建王朝统治思想儒家学说的“礼”背道而驰，这是文臣最不愿意看到的，绝大多数的官僚士子们之所以只批判琦善，而不指责道光帝，并非出于封建统治思想的压制，却是思想上的自觉性告诉他们这是一定要做的也是必须要做的。

如果出现等于就是自己在推翻自己的信仰。

再者说，史书记载者在记录事件之时都会加入当时统治者的心情和个人情感，而且记史官在记录之时也会根据当时的舆论范围和舆论效果在加入自己的感情来迎合上位者。

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琦善也是文史官手中的上位“机会”。

然后我们封建社会传统政治平衡角度来看“忠奸对立”。

用忠臣而弃奸臣，封建社会传统政治平衡中唯一不变的真理。

奸臣是封建社会传统政治平衡的破坏者——和谈赔款；

忠臣是封建社会传统政治平衡的维护者——“武死战”。

按照清王朝当时的思想来说：泱泱大国对于这些外来蛮夷按照正确的思想就是“打”，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们败了，大败。但是满朝文武没有人一个人可以大局观的去看待问题，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没有人去反思当时的清王朝真正的病根在哪里，他们做的就是要把这个“奸臣”找出来，无限的放大他的错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转这场战争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奸臣。

于是在这些史官和文人手中就诞生了一个一个的奸臣，又在他们的手中出现了一个一个的忠臣。

所以他们就得到一个结论：清王朝如果取得战争的胜利，只需罢免琦善及其同类、重用林则徐同类即可，不必触动清王朝封建制度的现状。

也就是说，对于当时的清王朝来说，胜利和失败的原因在与谁是统帅者，只要换掉一批人，就可以取得胜利，无非更改国体，无非思考自身。

《穿鼻草约》签订

最后从腐朽的封建制度和禁锢人心的封建思想来说一下。

一直以来的忠臣奸臣的对立，并不是首次出现在鸦片战争。

它是封建王朝封建制度的一个特有化产物，也是儒家思想可以做了两千多年封建王朝主导思想的首要功臣。因为它的出现为封建王朝的君主如果出现错误的话彻底清除了后顾之忧。也奠定了皇权至上的影响力。

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来说，当时的清王朝没有一个人能跳出来审视这个封建思想是否还有继续切实可用的意愿，却都是在以为的换人换帅。

就像上段中提到的，禁锢人心的封建思想已经到了让饱学之士或者文人不会去怀疑事物的真实性，而只是相信他们存在的必要性。

清王朝史书的记录者知道的就是最大限度的为道光帝开脱，也从“奸臣”的立场上把这一个或者这一批奸臣错误最大化，把他们推到风口浪尖，这样就完全跟皇帝没有任何关系了。

也可以说琦善的形象不仅是给道光帝背了黑锅，也可以说是给封建思想背了黑锅。

由以上可知，琦善的错误必定是有，但是也是在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社会环境下一个时期人们思想的一个认识和见解。

（本文并无为谁人洗白质疑，只是客观的看待历史，分析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