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点：宋仁宗的方针，抱定“战略防御”的宗旨，仍称得上是盛世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微史长城，今天我们来看看宋仁宗的军事形势与财政状况。仁宗朝四十余年，四面都遭逢危机。可以用和平手段来应对的，都顺利地解决了。但凡是需用武力的，却总是勉强渡过难关——甚至最后主要还是依靠和平手段才得以过关。其处理边疆问题方面的方式和效果，很可反映政权之“不武”。这个政权显然出现了问题。问题在哪里？问题又有多严重？
宋仁宗永昭陵
君臣关于国家的发展，共同抱定“战略防御”的宗旨，这是边境战争屡遇挫折的根源。仁宗关于这一宗旨的表述是：慎守祖宗基业，不贪无用之地。不得不说，“保境安民”、不事扩张，并不是一种落后的理念，它包含着对于领土、人口和民族三者如何作最佳配置的思考。但这种保守的策略却不一定有利于国家的生存。尤其是绵延数千里的北方边界之外，是两个游牧者的政权，来自两个北邻的打击，必然是极具机动性的。在这种态势下，防御作战极为艰难，处处设防，但处处都可能被突破。针对这种被动态势，宋曾经作过多次努力，宋夏战争前后，曾反复分、合陕西战区，试图提高应变能力。但合则战线太长，分则一路之内兵力不足以应付敌方大量骑军进攻，只要宗旨不变，就无法摆脱左右为难的境地。
游牧民族
战略防御并不是只有防御没有进攻，只是攻的目的仍在于守。比如遭遇围城时出城袭扰、赴援，都是寓守于攻，甚至个别主动进攻的行动亦属此列，譬如庆历二年葛怀敏部欲在边境伏击夏军，是遭遇进攻之时的反制行为。这些行动，可称之为“主动防御”。但是，宋方每次用于主动防御的兵力却很少。康定元年至庆历二年最大的三次败局，宋方都仅万余人参加。三次覆军损折三万人，宋方再也无力发动带有进攻性质的战役。但是，当时陕西正规军即达三十余万，且不断招刺民兵，这么大量的战斗人员，是如何使用的？既然力主防御，那就要在每个战略要地屯兵布防，这儿五千，那儿八千，每个地方都不足以抵挡敌方十万大军的进攻，而总兵力也就这么被消耗了。战役的失败证明防线有漏洞，新增兵员便被用于填补漏洞。这个点有可能被突破，那么就增加兵员；那个点也不够强，也得增强兵力。这并不仅仅发生在陕西，河东、河北也是同样的情形。所以在北部和西北边境不断增加禁军员额，又不断招募民兵，但仍然是只够防御。而同样设防严密的河东与河北，也就无法出兵支持陕西的战局。
陕西帅臣夏竦曾提出一系列改良之策，较有可行性的一条是：调整各据点的防御力度，根据据点的重要性和防御的难度，增减屯兵，弱化次要据点“小寨”的作用，遇有战事，并力保大寨。若战略防御的宗旨不变，这确是强化防御力度的良法，但仍不变其被动局面。这宗旨何以不能变？这涉及战斗部队在机动性方面的天然缺陷。
宋兵被fu
宋军的兵种构成，是骑兵占少数的混合部队，其作战的主力也非少数骑兵，而是以弓手、弩手为主的步兵。依照短板原理，其机动性取决于行动速度较慢的部分。但更明显的短板或许是辎重部队。宋军作战，是个系统工程，它不惯于“资粮于敌”等就地补给的行为，向来需要复杂的补给体系。若进行突袭，战士“裹十日粮”似是极限，通常的行军作战，则专有辎重队，以免兵士自负粮秣影响战斗力。而辎重部队的保护与跟进，一直是作战过程中的难题。如庆历元年任福以步骑混合部队追击夏军的骑兵，疲于奔命，辎重部队更是被远远抛在后面，至其中伏之时，士卒已三日不食，此战大可见混合部队对机动性的制约。宋方单兵的作战能力绝不下于任何敌军，文臣所谓陕西禁军拉不开弓、跨不上马，或非普遍情况。
宋军（现代）
从宋夏战争各场战役来看，宋军每战皆依靠坚阵，有一段不落下风的激战，给敌方以大量杀伤。但缺乏机动性的部队，要大量集结以从事一场会战，其难度可想而知。故每战皆以少击多——往往是以一敌十，战斗力再强，恐怕也很难避免覆军的命运，若遇野战，尤其如此。由兵种和作战方式所造成的不利，是否有办法彻底改变？由于马匹之不易获得，兵种无法调整，机动性不可能有明显提升。
西夏骑兵（左）
所以，宋政权较前朝更重防御而不善进攻，与其军队的兵种构成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是技术问题对战略形成了阻滞作用。而为了弥补兵种构成造成的机动性的缺乏，政权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兵力来强化北方防线，这意味着投入的财政资源也不断上升。
北宋兵士，以其身份地位，大体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蕃兵。前两者属正规军，有定额的薪饷。而禁军地位又较厢军为高，是作战的主力。北宋前期，正规军数字的增长令人惊愕，由太祖末年的不足三十八万，到仁宗庆历中，已增至近一百二十六万。其中禁军数亦呈现同步的增长速度，由十九万余增长至八十二万余。兵员增速，超过了这一甲子的岁入增速，以致财政捉襟见肘。主管全国财政的三司，感到压力极大。据庆历七年三司使张方平提供的数据，自宋夏战争以来，共增四十余万禁军，政府用于供给他们的钱粮绢帛，共增两千万缗石匹两，合全国八十余万禁军，则耗去四千万以上，与四十余万厢军的耗费相加，合共五千万以上。这还是“静态”的养兵费用。
西夏武将
禁军每三年一次换防，开销又较常日倍增，一旦进入战争状态，费用更是剧增，如宋、夏战争开始前，陕西、河东每年支出钱帛粮草两千四百一十万，战争期间，增至四千六百七十万。当时约六千万的岁入，至少六分之五用于养兵，仅剩不足六分之一用于维持政权运作的其他各种开销，政府过得十分拮据。
西夏兵
这样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为何不到万不得已，宋政权更倾向于息事宁人，一旦开战，又何以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战争可能带来的恶果，首先是国家破产，从而引发更可怕的内部动荡。若不设法尽快终止战事，宋夏战争之于宋，与公元二世纪的羌乱之于东汉皇朝，前景可能是非常相似的。其次才是损兵折将。相比之下，为和平付出每年数十万的代价，自然远胜于为两三年的难期必胜的战争付出数千万的开支。在南境进行一场获胜把握较大的边境战争，但要为三五万远征军支出数百万的额外花费，实在负担过重，是否通过别的方式来节省开支？这样一来，引入交趾援军的想法就不难接受了，数万交趾军队在两广的开销，可能数十万钱粮即可了事，因人成事，以尽少的支出办成大事，仁宗朝的君臣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秉持这种精于计算的特质，使国家渡过难关。不过，他们偶尔会受数字的蒙蔽，对更大的危险视而不见。
李元昊
幸运的是，就人力和财力而言，宋是一个庞然大物，端赖其内部政局之安定，它可将巨量的资源投入前线。这些资源被用来以不太高的效率消耗敌方的资源。西夏在战争中遭遇的困境是：每次重大战事，己方的人员损失也是数以千计，通过几次伏击，消灭了三五万敌军，但若继续深入，仅仅在陕西地区，还要面对近三十万敌军，若战事继续下去，就说不清是谁在消耗谁；越是继续深入，反过来被陕西宋军围攻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每岁以十余万之众入侵，但从未攻占哪个重镇，无法完全依靠“因粮于敌”之策来供给，故而入侵无法长久。反复进攻、作战、退却，一个循环之后，确实是举国疲乏。因此，战争持续三年之后，李元昊已经很清楚，进行袭扰战，他是有优势的，但对于双方都得不偿失；占据陕西，对他而言是非常困难的；至于占领中原、灭亡宋政权，则几乎不可能。只要宋能接受他称帝的事实，他并不希望将战争继续下去。在辽的介入下，他在形式上作出让步，但实质上还是获得了他想得到的结果。和平自然而然地恢复了。
李元昊
总结
总之，仁宗朝是个很正常的时代，立国近百年所积累的种种制度与社会问题，使它数次面临危机，但这个时代，仍足以称为“盛世”。几次规模有限的兵变，尚不足以形成内治中的危局；对边地的治理和对外关系，持一种过于稳妥以至称得上是“呆板”的姿态，由是，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显得相当迟钝，但它有足够的力量去平息，这或许是一个规模庞大但运作有序的文官政府的正常状态。放眼当时的东亚大陆，宋确实也无由遇到致命的威胁。辽政权替他制服了蒙古高原上强悍的游牧民。而幽云地区属于辽，对于宋的影响也并非全然负面。拥有一块发达的农业地区，使游牧的契丹族得以摆脱自然力所造成的定期南侵的宿命，这与岁币、稳定的边贸，共同保证了盟约得到坚守。而次一级的政权若西夏、交趾，以及境内的少数族，则不具备在持久的消耗战之中使宋毁灭的实力。这个时代的宋政权是沉闷的，但又是稳固的，需要作某些改变，使它避免运作日渐迟缓终致某一天失去应激能力的结果。但若给它一场激烈的变革，却很可能是过犹不及的冒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