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秦汉帝国的灭亡，在其实质上不仅是一个庞大国家政权的最后崩裂，也是当时中国地区，古代发展至今的秩序的结束。中国当时发展延续的文化圈在秦汉将近几百年的发展中，已经拓展到后日的中国本土的大部分重要地区，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的官方认定的疆域范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开始界定的。甚至，中国民族中的主要组成人员也是一度自称为秦人，后世代之的则是长期使用的汉人一词。
秦汉崩坏的前兆
东汉经过长时期的战争，在后期逐渐演变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三国割据，在司马懿篡夺曹魏政权之后，晋国又因为内部的权力纷争，招致外族入侵，从而致使南北两朝两地分隔而治，这又为后期的隋唐建国建立了新的秩序。
（秦始皇统一六国）
中国在此时的情况下，先后因为种种缘故，经历了长期的王朝覆灭以及战后重组，先是分裂，再然后又是经历了文化、政治以及经济上的飞速发展，从而将各个本不相连的地区重新联合起来，将中原文化覆盖的地区1再次推广出去，形成东亚地区上难得一见的中华特有的文化发展共同体。
这一发展过程，在世界史上，颇与古代罗马的转变相似。古罗马秩序结束，基督教文化圈代兴，其涵盖范围也超越古代罗马的地中海世界。有学者注意到古代罗马帝国的衰亡，讨论其缘由，撰写了著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本节仿照吉本的分析角度，也将以秦汉秩序的衰亡为主题，略述其梗概，并讨论两者异同。
不同的方面探讨分裂的原因
先就秦汉帝国内部各区域的地方主义论帝国的分裂。中国政府结构，自从秦朝彻底实施郡县制度以来，较之罗马治下各地区，中国各区域并没有强大的政治独立性。秦亡，六国之后皆不能成事；汉兴以后，削平异姓诸侯王；经过七国之乱，刘氏诸王国也不再有实质的力量。王莽时代，中央失去控制，全国并未分裂，群雄起兵，也无分裂中国的企图。
（秦朝灭亡）
凡此情形，实与罗马各地异族古国纷纷有脱离而去的形势不同。 秦汉郡县制，诸郡面积、人口有限，不足以自成格局。东汉的州，由监察单位演变为有实权的行政单位，其实力相当庞大。然而，州的首长仍是由中央委任的流官，再加上东汉实施相当严格的回避制，当地人士不得在本籍担任首长。是以，各州虽有足以自主的资源，其首长还是不能擅自割据。
（汉朝的分封制）
汉代地方力量渐趋强大，主要因为政府组织之外的社会力量，亦即地方大族，日益壮大。儒家理念，在汉代以前，仁义为先，但在汉代则“孝”的价值跃升为伦理观念之首。这一转变实与宗族组织的发达有重大的相关性。汉代宗族，与先秦封建制下的宗族不同，而与邻里乡党的地缘单位彼此叠合。宗族成为唯一可以约束帝国专制君权的社会力量。
汉朝崩裂幕后的推手
汉代文官制度与君权之间，本是政治权力中两项相辅相成的因素。但是，汉代文官又与儒生集团二位一体。儒家的理念，有其理想社会的成分，本质上并不甘于单纯为君主服务。于是，这样一个文官组织，以其理想的儒家理念，有时也有制衡君权的作用。
（三国曹魏政权）
汉代地方政府，首长由外籍人士出任，地方官员则由本地的贤良出任，这些地方政府的幕僚，其登用与执行职务，必须有当地宗族支持，形成地方层次的政治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同一地区的宗族，以“孝”的理念维持其凝聚能力，又经过婚姻与友谊结合为社会力的联盟。东汉州郡为实际掌握资源的地方单位，于是上述强宗大族的结合，可以借出任掾吏的本籍人士，实质上掌握了统治州郡广大地域的权力。
汉初功臣集团独占了中央政府的丞相职位及地方政府的二千石职位，但自武帝以下，功臣集团的势力渐减。武帝的经济政策，扼杀了富商大贾的发展空间，而早在汉初，三选七迁的政策，已将地方富户及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均铲除殆尽。因此，如上所述，士大夫的宗族是唯一可与君权抗衡的社会力量。武帝以后，察举贤能渐渐制度化，这一制度赋予文官体系以自我衍生繁殖的机制。门生故吏与举官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形成休戚与共的网络。虽然察举可由中央大吏征辟，究竟经过地方掾吏的阶段，逐级上升更为常规。
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问题
在经济方面，先秦至汉初，本有相当发达的城市经济，但自从汉武帝以后，中国逐渐形成以小农经济为本的农舍手工业及市场趋向的经济体系，借全国性的道路系统整合为一个整体网络，各地的互依性甚高。
从此以后，这一经济形态常存于中国地区，经济体系的整合，也加强了文化秩序的内向聚合。相对言之，罗马的地中海世界，其经济枢纽是若干交通要道上的大城市，大宗远道来的货物在城市间流通，罗马帝国经济基础并不在农村。近东一带的经济又可以分头与中亚、南亚、北非结合，未必必然与地中海经济整合为一体。东罗马脱辐而去，在经济与文化两面，均有其因缘。两个秩序相比，中国的秩序因有经济的整合，应较罗马秩序稳定。
（汉朝当时的社会发展经济）
秦汉时代形成的中国文化秩序，其实并没有因为东汉帝国的分裂而有根本性的改变。相对而言，罗马衰亡以后的欧洲，其变化十分剧烈而深远。中国在汉代以后，经过三百余年的蜕变，再度整合成为隋唐的文化秩序。
结束语：因此，秦汉建立的中国文化秩序，并未随东汉覆亡而消失。三国两晋与南北朝三百余年，正是重整这一普世秩序的过程。隋唐秩序是秦汉秩序的延续，也是秦汉秩序的扩大。秦汉秩序的若干成分，在这一重整过程中，有相当程度的增减、转变与调适，却不是彻底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