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描述四五千年前的古蜀疆域，“不晓文字，未有礼乐”。长期以来,历史学界一向认为，与中原地区相比，古代巴蜀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更有人认为，是蛮荒不毛之地，瘴疠弥漫之狱，虎狼横行之野，极其恐怖可怕。
可是，物证往往会戳穿纸上谬误。近几十年来，四川盆地修高速鐵路、建樓盤、公路改道，此起彼伏，導致古蜀文化材料大量破土而出。曾经深埋地下的古蜀文化器物，潮水般涌现在今人眼前。成都的数位藏家，30余年来收藏古蜀文化玉石器数千件。其中大纵目人面具、玉鼓、浮雕玉拼板尤为珍贵
古蜀文化器物出土，一般要追溯到上世纪1929年的燕道诚，当时在广汉燕家出土一坑就有400余件玉石器，除十来件归华西大学博物馆，其余均流布民间。民国要人陈立夫当时在重庆所得一件古蜀文化玉神人面，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了一件墨玉质的古蜀文化捆绑俑，为上世纪30年代爱德华·索南夏因所藏。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有3件古蜀文化牙璋。北京故宫博物院周南泉先生亲言，在美国见到旧时官僚带出的古蜀文化玉人头数件。
图（1）古蜀文化玉器上的文字
民间收藏的大量古蜀文化玉器说明，古蜀国崇玉、治玉、享玉历史之久、分布之广、器形之众、做工之精、影响之深是同一时期任何一个方国所不能媲美的。当一块坚硬的玉石，在古蜀先民锤击錾凿之后，成为题材丰富，技法多变，写形传神，鲜活生动，富有浓郁的古蜀色彩、生活情趣和永久感染力的雕塑作品。彰显了古蜀先民艺术的自由性、丰富的创造性，在浸润了时光的滋养后，成为一段珍贵记忆。古蜀国精美的玉雕，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俗石刻，刻画生动，形神兼备。其精细的描绘、精巧的装饰，共同构成了古蜀国雕塑精美绝伦的华章。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这些玉石雕塑作品，就像一条条无形的长线，穿越时间的隧道，龙飞凤舞，千姿百态，向世界娓娓讲述着古蜀土地上的文明传承。
一、古蜀玉册
民间收藏的古蜀文化玉石器，对蜀地文化、先秦历史、华夏五千年文化的起源等研究领域具有重大的意义。尤其部分玉器上契刻地符号及文字，对上古文字学的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者对厦门收藏家的250件套藏品进行了观摩研究，认为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其中神树、蚌人、大纵目人、戴戟神人立像、顶蟾蜍神头像，玉鼓、玉书、玉印等，实属罕见。
古蜀文化玉器上大量的文字，特别是玉璧、玉琮、玉面具上的长篇文字以及玉册、玉书的大量成篇文字，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字，有着不亚于甲骨文、金文的重要性。其中数十件古蜀文化玉册，材质为汶川龙溪玉，每开长20-22厘米、宽2.8—3.2厘米、厚1.2—2.1厘米。每开上端各有一个横贯圆孔，用于穿绳编纂。玉册保存完好，玉质滋润，质地坚硬细腻，局部有沁，包浆厚重。
图（2）古蜀文化玉盘上的文字
在所有的文化遗产中，文字文本最能够直接记录一个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细节。古蜀文化玉器图文和甲骨文，具有明显的文字特点。古文字和语言学专家们认为：古蜀文化玉器上，已发现了至少３种以上不同时期不同书体的文字。这是继甲骨文之后，考古发现的最具规模的上古文字系统。而这些文字的存在远远早于甲骨文。据北京大学教授陈保亚推测：古蜀文化玉石文字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当地民族语言的原生记录形式，类似现在的彝族的彝文、纳西族的东巴文或哥巴文。二是甲骨文的早期形态，出生于汶川的大禹远走中原，带去了古蜀文化中的造字的方法，殷商人不断加以完善，这种方法更加成熟，出现了甲骨文。
史书《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中记载：“仓颉作书”。即古代最著名的史官是苍颉。《说文解字序》中云：“黄帝之史苍颉见鸟兽蹄沆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 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中提出: “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淮南子•本经训》中记载：“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论衡•骨相》：“苍颉四目，为黄帝史。”王国维在《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主张：“古之官名多由史出。殷周间王室执政之官，经传作‘卿士’，而毛公鼎小子师敦番生敦作‘卿事’。殷虚卜辞作‘卿史’。是卿士本名‘史’也。又，天子诸侯之执政通称‘御事’，而殷虚卜辞则称‘御史’。是御事亦名‘史’也。”此说基本上奠定了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巫史起源说。
册，《说文解字》：“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者也。”也就是所谓的“册命”之“册”。
图（3）古蜀文化玉手上的文字
在商周金文中，史官的称谓主要体现在四大类：尹、册、史、吏。在商周时代，将从事占卜等活动的职官叫作“巫”，将掌管天文、星象、历数、史册的职官叫作“史”。
《说文解字注》中解释：“后人多假‘策’为之。”商周天子进行完整的册命过程，就是商周礼的典型体现之一。具体的册命过程还需要册命官、傧相、作册等具有史官职能的人在场，共同完成。册命的仪式本身就具有高度的宗教性质。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说文解字》：“事，职也，从史省声。”又：“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声。”然殷人卜辞皆以史为事，是《尚书》无“事”字。任何图像及其文字必须经过史官的记录才可以流传下来。因此，今天所有的商周史料，全是经过史官加工后的产物。记录史实是史官的第一要素。其次是主持册命和祭祀活动，这使史官成为宗教制度和仪式的执行人。
据《逸周书》记载，周武王灭商后，打开商代的藏宝库，看见玉器上亿件。后经考证，认为周灭商得宝玉1.4万件。纵览历史数千年，国家之宝，皇室之珍，连城之璧，皇帝之宝，盛世之藏，都离不开玉。“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藏布帛”，同样反映我们的祖先对玉是何等的尊崇。
古蜀先民把最好的东西献给神、祭祀天地，也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子孙后代。他们认为玉器代表深厚的文化道德，于是，模仿简牍,将文字直接镌刻在编联成册的玉条之上的玉册，应运而生。史书记载，玉册最早见于战国时期，是中原王朝即位、册命、上尊号、上徽号、上谥号、追谥、遣奠、封禅、谒陵、郊庙等礼制活动中，使用的重要仪具。为当朝帝王为其列祖列后镌制的宝册。晋左思《魏都赋》：“闚玉策於金縢，案图籙於石室。”《宋史·舆服志六》:“册制，用珉玉简，长一尺二寸，阔一寸二分。”
有关玉册的记载虽然早在《后汉书·郎.传》中可见。但是，考古发掘的实物则仅见于南唐二陵，唐李重润墓，以及1981年在北京丰台区王佐乡唐史思明墓等处。其中史思明墓出土的44枚长条形玉册,为汉白玉质地。形制规整,每枚玉册均有字,阴刻,行书体,字口填金。其中仅8枚较完整。资料介绍，1990年出土于洛阳市西工区的唐哀帝玉册，是我国唐代历史上唯一得以传世的即位玉册。以玉册为代表的玉质圣旨，亦应归入石质圣旨之列。“圣旨”是接旨臣民镌刻的。在接到皇帝诏封后，他们将丝帛或纸本圣旨内容移錄石上，即利长久保存，又利扩大荣耀。历史岁月中，圣旨与时俱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圣旨的基本使命是传达王者之音、王者之音，就是儒家所谓的“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吹于上，草伏于下，上令下行，天下化焉。圣旨作为一种文化，具有最强劲的育化之力。
图（4）古蜀文化玉器上的文字
现藏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建哀册》，1943年出土于成都抚琴台五代前蜀主王建墓中。哀册为玉质共五十一简。简上所刻字皆填金，字体为楷书。书法娟秀雅丽。
王建(847-918)本是河南舞阳县人，早年为唐朝将领，唐末战乱时随唐僖宗逃亡到四川，后任利州刺吏。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五代十国的历史从此开始。王建遂占据成都称帝，国号大蜀，历史上称前蜀。墓室内出土有玉带、哀册、谥册、谥宝，各种银器及铁猪、铁牛等。出土的玉制哀册，是确定墓葬主人的依据。
古蜀文化玉册大约400余开，每开镂刻的4个古蜀文字，结体方扁，体态端庄，排列整齐。刻工精美，雍容华贵。可以贯索，可展而读之，又可敛而匣之。古蜀文化玉册的历史价值及艺术性、稀有性、重要性等，远非一般数量较多的佛经玉册所能比拟。
二、古蜀私塾
民间收藏的数千件古蜀文化玉器品类之丰富，工艺之精美，无不令参观者惊叹，大量刻有铭文纹饰的玉石器礼器，不仅展示了繁多的古蜀文字，而且已经有类似私塾先生在讲课的玉石圆雕作品。据参观者描述：一座长、宽近一米的玉石房子，双层，中空，无一钉一铆，上层有大量的玉石文字，下面是一庭院，有树，有一人手握书卷，边上数人，似在听课。
我们知道，古蜀国有大量玉石礼器。关于什么是“礼”，《礼记》中有非常清晰的描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踰节，不侵侮，不好狎，脩身践言，谓之善行，行脩言道，礼之质也”。用今天的话说，“礼”就是规范我们仁义道德行为的法度。什么好，什么不好，何为善恶，何为疏密。而且，人必恭俭退让，实践自己的诺言，才称得上善行。所以，高尚者以礼教人，使人有礼，了解自己如何方能有别于禽兽。所以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
礼所涉及的范畴也可大可小，小可省视人的姿势态度、应季服饰或所用的器物，如统治者面南而治，端冕持圭，普通人“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一类，大可祭祀社稷，分封禅让，纪念皇祖皇考；辩方正位，如东方曰夷，南方曰蛮；或定邦国、都邑、四夷、八蛮、七闽。古代的日常生活中，因礼教会变为非常细致的典章制度。
古代私塾是教育人学礼的地方，是一种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是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5）古蜀文化玉器上的文字
追根溯源，私塾是从更早的塾发展过来的。西周时期，塾只是乡学中的一种形式。《学记》追述西周的学制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当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归的官员，负责在地方推行教化。最早关于塾的记载出自商代甲骨文。据考证，在殷墟出土的卜辞中，有多处提到了塾。塾在卜辞中作“孰”，两个字旁为上下结构。不过，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儿童的场所，而是宫门侧之堂。塾是怎么得名的?清人顾震福的解释是:“臣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隶经杂箸》甲编卷下)。
文翁，西汉庐江郡舒县人。汉景帝后期，担任蜀郡守。他在成都修建学宫文翁石室，把青年学生招收为学宫弟子，免除他们的徭役。学问好的就让他们在郡守府里做事，学问稍差一点的就让他们担任教化的小吏。文翁的这些举措也为蜀地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汉书》记载：“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汉武帝看到取得如此好的效果，于是下令各地都要仿效。对此事《汉书》记载：“至汉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文翁石室的设立，蜀地人才辈出，首先出了王褒、杨雄并称“渊云”的著名辞赋家，尔后又有了司马相如，卓文君。文翁创办的文翁石室是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文翁的贡献是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教育模式。
中国古人讲求诗礼传家，无论哪朝哪代，都把读书看作一等一的大事，于是在千百年的历史流转中，承载着文明和思想火花的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运而生。南宋理学家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影响后世几百年。其办学的模式为后世效仿，传至海外的日本、南韩及东南亚一带。
图（6）古蜀文化玉器上的文字
无论石室，还是书院。都是培养人才的所在。很早的时候选拔人才是“世袭制”。西周以后，春秋战国均用此法。这种过分强调“基因”的做法，弊端明显。后来，为了国家发展，秦孝公昭告天下广纳各路人才，设立招贤馆，吸引了众多有识之士。并通过商鞅变法正式打破了“世袭制”。
汉朝时期产生了“察举制”。具体做法是地方推荐，上层审核，主要推荐四类人。一是孝顺的人，二是有才能有技艺的人，三是清正廉明的人，四是具有质朴、敦厚、逊让、节俭四种品质的人。“察举制”的核心思想是“君权神授”，确立了三纲五常道德基础和封建伦理秩序。到了隋朝，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选拔人才制度，“科举制”。科举制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是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科举制从隋朝开始实行，直至清光绪卅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前后经历1300余年，成为世界延续时间最长的选拔人才的办法。进入民国，现代化的教育方式慢慢兴起，科举制度已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选拔人才的需要，退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
科举制度的本质精神——公平竞争、平等择优。是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教育遗产。
西汉扬雄所著《蜀王本纪》首倡蜀无文字之说，其文云：“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东晋史家常璩则对此说提出质疑，所著《华阳国志·叙志》云：“而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又言蜀椎髻左衽，未知书，文翁始知书学。……则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夫人为国史，作为圣则，仙自上世，见称在昔。及周之末，服事于秦，首为郡县，虽滨戎夷，亦有冠冕。故《蜀纪》曰：‘大人之乡，方大之国’也。至于汉兴，反当荒服，而无书学乎?《汉书》曰：郡国之有文学，因文翁始。若然，翁以前齐、鲁当无文学哉?……惟智者辨其不然，幸也。”常璩之意，是蜀有文字。
民间收藏的古蜀文化玉器上，发现了大量文字，特别是玉璧、玉琮、玉面具上的长篇文字以及玉册、玉书的大量成篇文字，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字，有着不亚于甲骨文、金文的重要性。同时可以证明，古蜀国很可能已经有了教书育人的私塾，为中国早期的培养人才开创先河，而古蜀先民十分钟爱的玉，所象征的仁、义、礼、智、乐、信、忠这些人性之美德，则是完美社会之所以绵延不绝的精髓。
三、古蜀河精献洛书
古蜀文化玉石器雕琢流畅优美，婉转流利，圆滑自然，不见刀斧之痕，有鬼斧神工，巧夺天工之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其中神树、蚌人、大纵目人、戴戟神人立像、顶蟾蜍神头像，玉鼓、玉书、玉印等的价值，在于补充了有关精神文化、宗教世界这部分的实物，有助于古蜀文明以太阳神为主体的自然崇拜、动物崇拜、祖先崇拜诸内容的探讨和研究。
图（7）古蜀文化玉版上的文字（拓片）
现收藏于厦门上古文化艺术馆的古蜀文化玉雕“河精献洛书”，通高121 厘米，材质为汶川龙溪玉。由四部分组合而成。底座方台形，两侧浮雕两条大鱼。神人头戴冠，身着袍衣。袍衣正面有线刻牙璋，牙璋上镌刻古蜀文字，两侧刻有虎面泥鳅纹。后背上半部刻太阳，下半部刻神龟，龟背上负有洛书。神人双手捧着卷轴。这不禁让我们联想起传说中的“河图洛书”。
上古奇书《山海经》讲过大禹治水的故事。相传在尧帝时，大禹的父亲鲧受命治水，历经九年都没有成功，最后“被帝赐死，自沉于渊，化为玄鱼”。大禹继承父命，继续治水。鲧变为河精，托神龟献洛书给大禹，大禹依靠此神秘的洛书所授的玄机治水，经过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治水最后获得成功。由于大禹治水有功，他继任舜的帝位，成为夏代的开国之君。
“河图”一词，最早的记录见于《尚书》，其次在《周易》的“易传”之中，诸子百家多有记述。《尚书·周书·顾命》记述：“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传云：“河图，八卦：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周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此处对“河图洛书”是指什么尚无记载。《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礼记·礼运》：“河出马图。”由此可知，孔子于古籍中记载得知，伏羲时代，黄河出现一匹龙马。其身上有文彩图案，谓之“龙马负图”，伏羲将其记载下来，因出于黄河，谓之“河图”。另外，《论语·子罕》中也记载了：“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礼记》中的这一段解释，将古人在修身“内求法”中的观察所得，移植成了身外的实景现象。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太极、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风水等等皆源生于此。它们被广泛应用于中医、易学、风水、五行、子平八字、紫微斗数、择日、占卜等学科中。
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形意墓，距今约6500多年。墓中用贝壳摆绘的青龙、白虎图像栩栩如生，与近代所绘制的几无差别；河图、四象、二十八宿俱全。其布置形意，上合天星，下合地理，而且墓葬主人在被埋葬前已经预知必被后世发掘。同年出土的安徽含山龟腹玉片上，则为洛书图像，距今约5000多年，由此可知，那时的人们已精通天地物理的“河图洛书”之数。在宋朝之前，对于太极与“河图洛书”的记述只有文字。一直到道家一代宗师陈抟由修身“内求法”所得，才提供出了久已失传的“河图”、“洛书”、“太极”等图案。
陈抟首创“龙图易”，融合了汉朝至唐朝的九宫学说以及五行生成数的理论，绘制成图像，名之为“龙图”，始将消失2000多年的“河图洛书”及先天图、后天图、阴阳太极图重现于世。
图（8）古蜀文化玉版上镌刻的文字
伏羲当年同样是依据修身而天人合一，获得河图，依据河图而画出八卦。据《周易·系辞下》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这短短七十二字，是有关伏羲生平活动的最早记载和描述，与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系辞〉》中的记载完全一样。
古蜀文化玉雕“河精献洛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表现《河图洛书》的实物。因此，这件藏品的内涵对研究夏商周神话与传说、历史与天文、数学与易学、文字书契史等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论证作用，可能成为“洛书”学最原始、最生动的实物论据。
结束语
古蜀文化玉石器作为集群展现的人类上古史奇珍，代表了上古时代艺术与科技的最高成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杰作。例如，璧、琮、牙璋，皆有新的突破；立人和神树也有新的补充，更为完美。大型的拼画、圆雕人俑、动物俑，品种多样，技法高超。壁画上描写的生产、生活、祭祀场面，为了解古代蜀国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实证。特别是玉璧、玉琮、玉面具上的长篇文字，以及玉册、玉书、可连缀的玉片的大量成篇文字，是研究古蜀国社会的丰富资料。向人们展示了早在四五千年前的蜀族的物质文化遗存，揭示了“开国何茫然”的古代蜀国文化面貌。证明古蜀国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