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是如何向王权“体内”注入一剂“药”，这味“药”为何又转化为“毒”？为解这份“毒”，儒家向皇权“体内”又注入了什么“药”，这味“药”为何又变成了一剂“毒”？
战国七雄，征伐不断，民不聊生。历史走到这一刻，注定要出现一系列英雄人物，终结战乱，实现国家的碎而一统。
战国七雄
一、舌战群儒、徙木立信，商鞅在秦国“撸起袖子”开干。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秦王，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带着李悝的《法经》向秦孝公纳了“投名状”，商鞅的一整套改革方案深得秦孝公的认可和赏识，对其委以重任，开始了秦国的变法图强之路。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语出《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朝堂辩论
这次论战只是压制了贵族，但没有让他们臣服，否则后续也不会出现太子反对变法，太子的师傅被割掉鼻子的惨剧。最终秦孝公一死，商鞅立即死于贵族的反扑。
有意思的是，1300年后的王安石，在变法图强时也提出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引人侧目，遭到司马光、苏洵等一干士大夫的反对，最终归于失败。
法家有时候就是这么悲催，法家经常会滑向酷吏，酷吏可能会称帝王的心，但最终的下场可能都不会太好。商鞅如此，王安石如此，吴起亦是如此。他们或死于帝王之手（黑手套用完了就变成替罪羊），或死于同僚的反扑。
商鞅想要实施变法图强政策，唯恐天下人对自己产生非议。法令已经完备，但没有公布，恐怕百姓不信任，于是商鞅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招募百姓，有能够搬到北门的就赏给十镒黄金。百姓对此感到惊讶，没有人敢去搬木杆。商鞅就又宣布命令：“有能够搬过去的就赏给五十镒黄金。”有一个人搬木杆到北门，商鞅立即赏给他五十镒黄金，以表明没有欺诈。终于颁布变法的法令。
徙木立信
贵族被压制，民心已安定，商鞅可以在秦国正式的“撸起袖子加油干了”。
二、秦国——为何成于法家制度又毁于法家制度
1、恐惧和奖赏可以打造虎狼之师，却打造不出人心的凝聚。
商鞅为了推行新法,为了取得大家的信任,玩儿了一出“徙木立信”的把戏，这件事一下子就传开了,商鞅也由此确立了他的“信誉”。不过,这种“立信”也为秦国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它会助长一种风气,传达一种价值取向—任何事情不管怎么样的不可思议,只要你去服从,你就会获得重赏。这实际上带来了一个大问题,它会使得一种淳厚的民风和颇具仁义古风的国度,在无形中蜕变成“与戎狄同俗”并具有“虎狼之心”的国度,滋生出一种适合魔鬼生存的土壤,一种鼓励魔鬼生长的“贵诈力而贱仁谊”的环境。这一切,据《汉书·食货志》记载,都是出现在商鞅变法之后。
商鞅为了变法成功,为了法令的实施开始使用了超严格的严刑峻法。他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们谨小慎微,不要触犯任何的禁令。甚至于他还有过这样的理论“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也就是说,在一个人还没有实施犯罪的时候,只要他具有这种主观的可能性、主观的意图就要对他行刑,这样才有可能避免所谓的大的罪恶。同时,一定要奖励那些敢于告发他人、勇于检举揭发别人,哪怕是对各种的可能性做捕风捉影式的推断的人们。
另外,他还设计了一些非常具有激励”效果的“上首功”制度和“什伍连坐”制度(“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这么一来,表面来讲,大家是更加的遵纪守法,更加的勇猛好战了,但实际上,带来的就是诬告之风、怀疑之风以及残忍冷酷之气,鼓励的是那些无耻小人之辈和胆大妄为之徒，于是,商鞅变法之后,好消息是秦国国富兵勇,将成霸业;但坏消息则是“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令司马迁都写不下去了,不得不跳出来点评一下,吐一口恶气。
还有一点,那就是我们再来看看商鞅设计的奖惩制度，为了使大家严格遵守法律,为了避免别人对他说三道四,不仅实施了严酷的法律,而且对太子和太子的师傅们也实行了砍脚、刻字、挖鼻子等酷刑。他这种刻薄少恩的品行,使得大家基本上处在一种恐惧之中。而另一方面,他又使人们的贪婪之心膨胀,我们前面说了,对于任何人只要按照法令去做,甚至于敢于去告发别人,他都会施予重赏。还有一条,当年秦国的军队为什么会如此的所向披靡又如此的凶残暴戾,原因就在于商鞅设计的一个机制。就是说任何兵土只要能够杀敌立功,而且杀获的敌人首级越多,他获得的爵位就越高,而且可以根据爵位获得耕地和力役;达到了一定的级别之后,还可以赐给你庄园,赐给你一定数量的仆役,甚至可以“赐邑”和“赐税”;任何军官也都可以按照所率军队斩获的敌人首级的数量赐爵授官。甚至导致了秦国的军队打了胜战,兵士们连虏获的老弱病残和妇女的头也砍了前去领功。这种机制,就是“上首功”制度。
山东六国的灭亡，表面上亡于军事，实际是亡于恐惧。即便国家与国民有诸多不满，秦师一到，不得不听命于人，任由摆布。以至于秦朝统治建立之后，先前亡国的六国之民仍生活在恐惧之中。这种恐惧，既来自于秦人嗜血成性，也有地缘文化差异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 战国时期形成的文化传统是一种地缘认同，“我是什么诸侯国的人”观念根深蒂固，这种观念在秦朝统一六国后依旧存在。比如陈胜、吴广起义后，山东六国纷纷复国，虽然这种“僵尸”般的复国根本不经打，但是也从侧面证明了秦朝施行的法家文化统一政策恰恰与这种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背道而驰。大一统固然为历史潮流，但过程中逆潮流而动的情感力量却不容忽视。所以，法家文化难服民心，法家治理貌合神离。
2、过于迷信让自己成功的力量，失去弹性和与时俱进。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秋，秦朝廷征发闾左贫民屯戍渔阳，陈胜、吴广等900余名戍卒被征发前往渔阳戍边，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今宿州）为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情急之下，陈胜、吴广领导戍卒杀死押解戍卒的军官，发动兵变。
汉高祖刘邦做沛县亭长的时候，为县里押送一批农民去骊山修陵。途中大部分人都逃走了。刘邦自己度量，即使到了骊山也会按罪被杀。于是走到丰县西的涸泽地带就停下来，饮酒大醉，夜里干脆就把剩下的所有农民都放了。并且对他们说：“你们都走吧，我从此也要逃跑了。”这些农民中愿意跟随刘邦的有十多个。所以刘邦索性“斩白蛇”而揭竿而起。
汉高祖刘邦
陈胜、吴广、刘邦这些人不是因为吃不饱饭，快饿死了，才起义反秦的，而是秦朝的失去弹性的法治将这些人推到自己的对立面。
秦朝的法治明文规定“失期当斩”，在以前秦朝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是有效的，一个人从老家征发到边关戍边，距离比较短，完全可以实施，但是陈胜、吴广是安徽人，把他们从安徽征发到渔阳（现在的北京），那距离有多远，之间的不确定性有多大，如果还是按照“失期当斩”的法律去实行，那所有人都会有被杀的风险，自然就要造反。
在秦始皇在世的时候，他还能笼的住，他一死，秦朝自然就分崩离析。
三、法家之术对于皇权，让其强大也让其疯狂，进而变得孤立
1、法家之术对于王权、皇权首先是一味药，能够使国家迅速聚合力量
秦国采用了法家的治国理念，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对打击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起到到了关键作用；开阡陌，废井田的经济政策，赋予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封建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奖励军功的措施，刺激了民众参军的积极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与严明的军事纪律相配合，使秦国军队成为当时中国一支战无不胜的铁血军团，对秦国在战争中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秦朝的虎狼之师
2、法家之术对于皇权，随后又变成一剂毒，让皇权孤立而惶恐
战国时期法家先贤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乐毅、剧辛相继在各国变法，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可以使平民通过开垦荒地、获得军功等渠道成为新的土地所有者。让国人平民有了做官的机会，瓦解了周朝的等级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靠血缘纽带维系的贵族政体。
秦始皇之前，贵族的势力只是逐渐没落，但是还没有彻底失势。所以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最后都死于贵族的反扑。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驾崩，13岁的嬴政被立为秦王。嬴政在位期间，先后拔除秦国朝堂上的韩国势力（成蛟投降赵国）、赵国势力（嫪毐车裂、赵姬幽禁、吕不韦自杀）、楚国势力，这一段历史，李开元先生在《秦谜》中有精彩的论述，在此不多赘述。
秦始皇
正是秦始皇对贵族的杀伐决断，才最后奠定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基础。
在秦国变法的同时，其他六国也没有闲着，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赵国有胡服骑射，但为什么最后只有秦国能够统一六国？
其实即使山东六国变法成功，他们也不具备统一的条件，因为贵族的存在、各国之间的联姻，导致国与国之间只能进行攻伐战，而不能展开灭国站。秦国可以坑杀40万赵国降卒，逼迫韩、楚割地求和，但要灭掉韩、赵、魏、楚，坐在秦国朝堂上的各国贵族的怀乡情结就会爆发，进而阻止灭国战。
战国四公子
而七国中只有秦始皇成功的扫灭贵族，所以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自然就落到秦始皇的头上。汉朝贾仪的过秦论中描述秦始皇是“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好像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中没有什么功绩，只是在祖辈的基础上顺势而为而已，这其实是低估了秦始皇的雄才大略。
秦王嬴政消灭了贵族，附带了两个严重后果。
首先，王权失去了制约，随后秦国疯狂到何种地步，史不绝书。据统计，秦国先后发动22次大的战役，斩首181万。
其次，失去了贵族的拱卫，皇权立即变得孤立，皇帝是以一人而敌天下，皇帝是一个阶级，其他所有人是另一个阶级。在随后的朝代更替中，皇权始终在处理几对对立关系，皇权与士大夫的对立关系，皇权与兄弟的对立关系，皇权与外戚的对立关系，皇权与太监的对立关系等等。直到清朝，才算比较成功的解决了这些关系，皇权专制达到顶峰，但同时也让中华名族沦入沉沉的、万马齐喑的黑暗。
最后，春秋战国时期是有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虽然国王有时候也会被臣下僭越，但总体上王权是稳固的，但是贵族消失、等级制度消失后，皇权的稳固性也就随即消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的这句口号就标志着每个人只要够胆，称王称帝就不是梦。
四、儒家的逆袭
儒家在先秦时,和墨家并称显学。战国后期至秦朝，法家一家独大，而法家对儒家的“礼制”极为反对，比如商鞅就指责“儒学”为“虱子”,他说:“礼乐”、“诗书”、“仁义”、“修善”、“孝悌”等等都是祸国殃民的东西，如果用这些复古主义的教条来治理国家，就会“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农战》)。所以儒家在秦始皇时受到重创,即所谓的“焚书坑儒”。（也有一种说法：秦始皇焚书是因为儒生反对郡县制，倡导复古，所以要焚烧古书；坑儒，坑的是毁谤秦始皇的方士和儒生。但不管怎么说，在秦朝，儒家是不受待见的。）
焚书坑儒
汉初，因多年战乱导致社会经济凋敝，汉廷推崇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遭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学逐渐抬头。汉惠帝废除《挟书律》，促使诸子百家学说复苏，其中以儒、道两家影响较大。至汉武帝即位，儒学已经发展到名家辈出、学科精细的繁荣阶段。儒学的发展也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人学习、研究儒学。面对这种不可抗拒的学术思潮和学者群体，任何政治家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和价值。
文景时期，继续推行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各项政治措施实际上都围绕着无为而治的思想展开，并适当补益损革，使得汉朝国力逐步恢复。文景时代比较宽和的政治空气，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彻底翻身，成为正统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发展；佛教吸收儒学精神，渐趋势中国本土化；道教受到儒学影响，主张“贵儒”又“尊道”。
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
唐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开始挑战儒学的正统地位，儒学大师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
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又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其中，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成为最为突出，“理学”也称“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备受推崇，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依据的教科书。朱熹的学术思想还传及日本、朝鲜乃至欧洲；在日本和朝鲜，甚至形成“朱子学”学派。
南宋至明清，儒学的发展达到高峰，不仅出现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位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促使传统儒学重新焕发了生机，还出现了陆王心学、阳明理学这样的儒家思想革命。
王阳明
儒家从一个“不被待见的差等生”一路逆袭成为一个被奉为榜样的“学霸”。
汉武帝在关键时刻拉了儒家一把，为什么？
五、要睡觉，来枕头，董仲舒对儒家的改良迎合了汉武帝的口味
汉武帝即位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是边境不宁。匈奴威胁着西汉北方边疆，南方边疆因少数民族尚未完全归顺，也很不安定。二是王国势大，威胁中央。三是阶级矛盾激化。
随着地主阶级及诸侯国势力的强大，一些官僚、贵族凭借封建特权，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这些情况要求统治者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而作为汉初统治思想的道家思想，因主张清静无为，已不能满足这一政治需要。
汉武帝刘彻
董仲舒结合了道家、阴阳五行家和法家的一些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以适应统治者的需要。针对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主张儒家六经之外的各家学术，都应当罢黜，以思想的统一来保证国家政治的统一。针对加强君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思想，宣扬封建专制君主是“天”在人间的代表，为君权独尊披上了神圣的外衣。
针对土地兼并现象，董仲舒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以减轻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使土地和劳动力比较稳定地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针对为人处世的标准，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的思想，提倡孝道，认为君臣伦理是上天的安排，不可违背，以此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
董仲舒
汉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汉国力强盛之时。国力允许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汉武帝好大喜功的个性，决定了他必然会有所作为。他对内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对外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开疆拓土。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必然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目标服务，而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思想正符合了汉武帝的需要。
国家的大一统始于思想的大一统，儒家的对症下药奠定了自己的思想统治地位。
六、儒家学说维护了皇权的正统性，但也成为了皇权的解毒剂
我们这一代人了解儒家往往有一个误解，觉得这不就是封建统治的工具，是麻痹老百姓思想的工具吗？其实，儒学是不跟普通老百姓对话的，儒生是撸胳膊挽袖子，冲着最高权力去的。
所以在中国的整个政治思想格局里面，儒学是什么？是皇权的解毒剂。
中国的皇权到最后被打造地极其强大，如果没有世世代代的儒生不计生死，文死谏，武死战地冲上去，掐住皇上的脖子，拉住皇上的袖子，说你不能干坏事，你得按我们说的来，中国的皇权会更加恶劣。
之所以文官们“不从乱命”的情况,是因为儒家的思想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文官们效忠的实际上并非皇权而是“天道“。皇权只是“天道”的名义代理人而已。当文官们认为皇帝的行为背离天道时自然有权进谏、拒命乃至“易位”,这在儒家文献里也是有充分根据的：“君使臣以礼,巨事君以思””君视巨如草,则臣视君如仇““间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对文官们来说,如果大事失节,不但自己名声千夫所指,而且上辱祖先,下累子孙，不如死以全名。所谓“生死事小，失节事大”，可不单是儒家理想对女性的道德要求。
儒家思想对皇权的另一重制约，体现在对”天道”的解释权上。“天人三策”一方面提出天子受命于天，强化皇帝的神圣性，震摄图谋作乱之辈；另一方面也警示皇帝要顺应天道,免遭天谴，一正一反，相辅相成，力图维护政局稳定，四海升平。后世的儒生继承他的苦心,凡有天灾,便要求呈帝自我批评，用“天谴”来威吓皇帝，以免皇帝一意孤行将整个中华民族拖入灾难的深渊。
千百年来，专制皇权和儒家学术就这么明里暗里地斗争着。这种仁民爱物，天下一家的儒家政治理想,这种政教分离,君臣共治的儒家共和制,使得中国避免了像今天的伊斯兰国家一样,陷入残忍可怕的愚昧疯狂。
所以皇权亲手将儒学宫殿建立的巍峨耸立，但他也发现自己被牢牢的锁在这所冰冷的宫殿里。
结语：法家也好，儒家也罢，他们开始兴盛时，一定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天下大乱，需要在武力上大一统时，法家的思想就可顺势而为，成为各国推崇的思潮。但天下已经大一统，地域上已经实现了统一，而思想上仍割裂时，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就是能够凝聚人心的良方。所以任何一个思想都是应时代而生，对需要它的时代，就是“一味药”，对于不适应它的时代，就是“一剂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