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寿二年六月戊午（公元前1年8月15日），汉朝的皇帝刘欣，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孝哀皇帝”，在长安城的未央宫突然晏驾，汉朝的政局瞬间陷入空前危机。
刘欣，是西汉最后一个绞尽脑汁以人力来阻挡天命（编辑注：指自汉宣帝时代开始流行的、以灾异为论说依据的“刘氏天命将终”的舆论）的皇帝。
刘欣原本没有机会继承帝位。汉元帝有三个儿子，皇后王政君所生的嫡子后来继承皇位，是为汉成帝；另外两个儿子，一个被封为定陶王，一个被封为中山王。刘欣就是定陶王的儿子。汉成帝即位后，始终没有活到成年的子嗣，就把当时刚继承了定陶王位的刘欣招入长安，立为皇太子。
继承皇位后，刘欣只执政了六年，晏驾时年仅二十五岁。但在这短暂的执政生涯里，他和群臣想尽了办法来避免天命转移，但已经无法扭转这一信仰，而且似乎连他自己也对这个预言深信不疑。
总之，刘欣执政时期，这一合法性危机已经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程度，而将这种合法行危机推向极致的事件，就是刘欣之死。
刘欣登基时还不满十九岁，但他并不是一个傀儡皇帝。他尽管只是汉成帝的侄子，但他是在汉成帝生前就被选定立为了太子。换言之，刘欣不是在汉成帝死后被太后或是权臣所立的皇帝，而是前任皇帝亲自拔擢的接班人。当刘欣即位后，没有哪个太后、外戚或是大臣有拥立之功，刘欣也不必觉得自己欠了谁的人情，他的权力不是二手的。
在汉朝，像刘欣这么幸运的非嫡系接班人可不多见。比如，大家熟悉的汉文帝刘恒，是在汉朝权臣诛戮外戚吕氏之后，由周勃、陈平定议即位的，所以汉文帝与周勃的关系后来十分微妙；再比如，汉宣帝刘询是霍光从民间找到即位的，而汉宣帝在霍光死后诛灭了霍氏家族。
刘欣即位后，先是成功架空了汉成帝时期掌权的太皇太后王政君所代表的王氏家族势力，放逐了王莽，还恩威并重不断处置前朝遗下的中央重臣，班固在《汉书》中为他留下“屡诛大臣”的赞语。这说明刘欣虽然年纪不大，但在起码的政治手腕和谋虑上，绝不是昏庸无能之辈。
最重要的是，刘欣还很年轻，他还有充分的时间来扭转天命。
所以，刘欣手中的权力是坚实的，也正因为此，他的突然去世才使得汉廷的大权突然出现真空。
在刘姓“改姓易代”合法性的背景下，刘欣留下的这一权力真空，才真正意味着汉朝统治的空前危机。
二
这天，长安和往常一样，城外灞桥上人流往来如织，城内也是熙熙攘攘。长安城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首都，城内大部分是宫殿。但如果站在安门大街和雍门大道的交叉口，仍然能感受到东方大都的繁华，从交叉口往东北方向走的，都是长安城的居民，他们住在明光宫北边的闾里；往西北方向走的，都是商贾和游客，因为那里有著名的市场。
未央宫今天也没有什么不同，这座宫殿是长安城最高的建筑。之所以高，是因为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把未央宫建立在了长安地势的最高点龙首原上。在缺乏高层建筑的古代中国，天下人来到长安，无不被未央宫的恢弘气势所震慑。
未央，出自《诗经 小雅 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用来描述长夜的绵绵不尽。拿“未央”作为皇帝的宫殿名称，这种事情只会在磅礴宏大、享乐纵情的西汉才会出现。这就是为何长安宫殿的瓦当上常常有“长乐未央”“长生未央”“长生无极”“千秋万岁”之类的词。
未央，是西汉的时代精神。
未央宫，不免令人想起“通宵”，想起“夜店”，想起“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总之这一天，没人会想到年轻的皇帝会突然晏驾。在这个消息正式公布之前，除了皇帝身边的人，谁也不知道宫里发生的事情，包括居住在与未央宫只隔着一条大街的长乐宫里的那个女人。
汉成帝的生母，汉元帝的皇后，被刘欣尊为太皇太后的王政君。
这是一个混沌的局面，各种关系交错杂糅，是与非、黑与白、敌与友，暂时都还不清楚。不过，从这团混沌中仍可以依稀辨别出三种不同的势力。
三
其一，是刘欣晏驾之时留在他身边的人，为首的是高安侯、大司马、卫将军、领尚书事董贤。这一串头衔每一个都有深意，这些稍后再说。
如果遵照刘欣的意愿，那么继承他权力的人是董贤。
董贤是谁？
后人会把董贤看作是最著名的同性恋者，这当然不错。董贤原本籍籍无名，是刘欣当太子期间的太子舍人。有可能刘欣早就爱慕董贤，但直到刘欣即位两年后，才借故将董贤招到身边，担任侍从职务黄门郎。随后，董贤及其家人迅速飞黄腾达。
刘欣执政的建平二年，定襄有匹母马生了一只三足的马驹。定襄太守听说以后，说了一句话：
“马，国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
意思是说，马是打仗的利器，三足的马怎么打仗呢？班固后来认为，这匹马意味着大司马，因为此后不久，二十二岁的董贤被拜为大司马，居上公之位。
在刘欣觉察到自己即将大行的时候，他命令掌管玉玺的官员符玺郎取来传国玉玺和绶带——这是皇帝占有大位的标志——交给了董贤，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无妄以与人。”
就是“不要随便交给他人”的意思。
刘欣死的时候还没有子嗣，也没有选定刘姓的继承人，所以他给董贤的这个嘱咐就像是一份交代后事的政治遗嘱，说的更清楚些，就是要董贤当天子，最起码也是要董贤来主持选择继位者。因为传国玉玺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也不只是一个印章，而是当年高皇帝从秦帝手中继承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上天赐给刘氏家族统治天下的证物。
其实，这已经不是刘欣第一次表达这个意思了。
最初，董贤刚被任命为大司马的时候，册文里使用了“允执其中”的词语，这四个字出自《尚书》，是尧禅位给舜时说过的话。用在册董贤为大司马的册文里，就显得非常扎眼。当时就有勋旧私下里议论，“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见者，莫不心惧”，就是说这四个字不能用来册三公的文书里，如果用了，那就别有意味了。
第二次，则是刘欣已经基本消除了各家外戚对权力的染指，通过隆宠董贤来显示自己牢牢把控大权之后的事情。当时，刘欣在未央宫麒麟殿与董贤父子等近臣饮酒宴乐，或许是出于试探，或许是真的借酒发难，他很从容的看着董贤，笑着说：
“吾欲法尧禅舜，何如？”
意思是，“我打算效法尧舜禅让，把皇位让给你，怎样？”这比起在册文里隐晦的使用“允执其中”的词语，当然更进了一步。
现在，董贤从快要咽气的刘欣那里拿到了传国玉玺和绶带，就意味着他彻底握有了上天赐予的权力的象征之物。而此前，刘欣还给了他各类重要官爵，也就是刚才说到的几个头衔：高安侯、大司马、卫将军、领尚书事。
高安侯，是一个爵位，代表着董贤已经进入汉朝的贵族阶层，有封地，有食邑，还有继承权。汉朝的皇帝要想登基，首先要成为太子，或是先被封侯封王才行，当年汉宣帝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入承大统，就是在同一天先被封为阳武侯，再以阳武侯的身份被立为皇帝。
大司马，就是西汉初期和丞相、御史大夫并称的太尉，在后来改名为大司马，是汉廷名义上掌管军事的最高文官。当然，大司马在一定程度上未必总是拥有实权，但董贤是以卫将军的身份加官大司马，就不一样了。
卫将军，是实质上掌握部分军权特别是禁军的将领，这意味着董贤拥有调动长安城军队的权力。
领尚书事，并不是一个官职，而是指董贤拥有“尚书”的职权。汉朝的尚书，不是后来三省六部制下“尚书侍郎”的部级长官，而是类似于“中办秘书”的小官，虽然职位低，但却是皇帝的身边人，能够亲身参与政事并代表皇帝传达命令，“出纳王命、王之喉舌”。所以，即使是大司徒（丞相）这样的名义上最高的官员，假如不能“领尚书事”，也和虚衔差不多。因此，董贤的这个差事意味着他可以自由出入皇宫，代表皇帝发号施令。
而且董贤还不是孤身一人，眼下围绕在龙床周围哭泣的，还有很多他的人：昭仪董氏，是董贤的妹妹；父亲董恭是卫尉，掌管着未央宫宫内和宫门的保卫工作；内弟是执金吾，掌管着未央宫宫外的保卫工作。这些都是围绕着中枢最为险要的职位。此外，董家的亲戚们还占据了各类郎、曹之类的朝廷中级官员的位置。可以说，刘欣生前差不多就像是在董家过日子。
这一年，董贤才二十三岁。
历史上，史书给董贤的定论是“佞幸”，二十几岁就凭借皇帝的宠爱而获得高位和赏赐，却并没有体现出何种才能。两千年后的今天谈起董贤，又将他只是作为同性之爱的典型。
但是，刘欣给了董贤如此之高的地位，并且在弥留之际把传国玉玺给他，这显然不是只用“宠爱”两个字可以解释的。有理由相信，董贤就是刘欣选定的继承人。
由董贤来继承，一来刘欣确实喜欢他，而且确实是具有同性之爱的那种肉欲的欢喜在其中。二来既然刘姓天命转移的趋势不可逆转，那么让自己最信任的同龄人、且已担任了帝国最具实权职位的董贤接任皇帝，难道不是更好吗？
后世史家将董贤看做佞幸，性质上固然不能说大错，但是却没有站在刘欣自己的立场上去考虑这个选择。假如刘欣和董贤都活了很久，董贤逐渐成长为根基深厚的政治家，那么很有可能就像舜作为尧的臣子那样，接受刘欣的禅位，这不仅符合刘欣作为皇帝的意愿，也符合天下关于天命转移的预言。
所以，眼下的权力格局里，董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具合法性的势力。
四
其二，是蛰伏了六年的王氏家族。实际领头的是太皇太后王政君，而代表她出面的是她的侄子新都侯、前任大司马王莽。
汉朝有一句话特别流行，“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所以，皇帝的母族只要不染指皇权本身，拥有高官厚禄、获得封侯、成为新贵在当时被普遍接受的。
作为皇权派生出来的一股势力，外戚一般情况下会随着皇权的更替而更替，新皇登基，旧外戚隐退，新外戚登场。拒不隐退的外戚往往下场很惨，比如高皇帝的妻族吕氏家族；隐退后牢骚满腹的下场也不会好，比如汉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去世后，失势又不安分的魏其侯窦婴就死的很惨；有些外戚尚未登场就被赶了下去，比如汉武帝死之前赐死的汉昭帝生母勾弋夫人。
而王氏家族却幸运的很。
汉成帝时期，王政君是成帝的生母皇太后，王氏家族多个成员先后担当大司马二十多年，虽也招致擅权之讥，但总体上没有越轨之举；汉成帝死后，刘欣即位，王氏家族退隐，取而代之的是刘欣的母亲丁氏一族和祖母傅氏一族，偏偏这两家新贵飞扬跋扈，名声太差。
王政君以七十岁高龄和太皇太后的身份，出行时都让亲属在前面领着，以避开丁氏和傅氏，以免被新贵所侮辱，道路上的行人看到这样的场景都会同情的哭，这种对王氏的同情成为后来王莽复出的民意基础。
这六年，王氏家族虽然被排挤出了中枢。但王政君身为太皇太后，始终备受朝野尊崇，享有极为崇高的威望。
眼下刘欣又晏驾了，刘欣的母亲、祖母也先于他去世了。在汉朝将会天命转移、刘姓将要禅位的团团疑云里，无论作何选择，外戚王氏都占据了极为有利的位置。一方面，如果要继续维护刘姓的统治，那么刘欣晏驾之后，除了外戚王氏，还有谁能具备保卫刘姓皇室的能力呢？还有谁能阻止董家篡夺刘姓皇位呢？另一方面，即使刘姓真的要禅位，那么王氏家族是否比董贤更有资格呢？
总之，眼下长安城里，能够填补新出现的权力真空的，除了董贤一派，就属王氏家族了。
五
其三，则是以博山侯、大司徒孔光为首的士大夫集团。
孔光，据说是孔子的十四世孙，汉元帝的时候就已经入仕，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他所担任的大司徒就是原来的丞相，相当于今天的总理，是名义上汉朝政府的首领。孔光在汉元帝、成帝、哀帝期间，敢说敢言，仕途几经起伏，名声一直很好，而且是汉成帝死之前的顾命大臣。
不过到了晚年，孔光已经倦于政事，对世事虚与委蛇起来。
最让孔光招致争议的，是他与董贤的交往。
董贤的父亲董恭是孔光的下属，董贤是孔光晚辈的晚辈。刘欣宠信董贤之后，虽然董贤和孔光都位列三公，是名义上的同僚，但毕竟董贤才二十几岁。为了抬举董贤，刘欣故意安排董贤以私人名义去拜访孔光，试探士大夫的反应。孔光则揣摩上意，隆重地穿好衣冠礼服，提前出门等待，看见董贤的车来了，马上返回家中恭恭敬敬的迎接，董贤临走时也恭恭敬敬的送走，不像是和同为三公之位的同僚交往，倒像是对待上级一样服侍董贤。刘欣听说后非常高兴，马上安排孔光的两个侄子为官。
此事成为孔光的污点，也侧面说明了士大夫集团对董贤的得势毫无办法。刘欣晏驾之后，以孔光为首的士大夫集团还会像从前一样维护董贤吗？
六
政治的本质就是分开混沌。
能够有勇气第一个分开这团混沌的人，往往是真正的政治家。这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他要处在一个决断时刻；第二，他要敢于分开这团混沌。
刘欣晏驾，意味着决断时刻就在眼前，那么董贤、王氏家族和士大夫集团，谁能够第一个站出来分开混沌，谁就占据了先机。
如果董贤确有雄才大略，当接受了刘欣给他的传国玉玺和印绶之后，就应该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不成功便成仁”的位置上了。在宫车晏驾的消息传到太皇太后那里之前，他应能把握决断时刻，行动起来，封锁消息，发号施令，密调军队，联络外朝大臣，捕杀王莽，软禁王政君，不管能不能成功，历史终归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但事实是，董贤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甚至连封锁消息都无法做到。
王莽的叔伯兄弟里有个叫做王闳的人，他的父亲王谭和王莽的父亲王曼是亲兄弟。这个王闳因为是刘欣当皇太子期间的旧人，此时正留在未央宫里担任中常侍，也就是一个秘书职位。他也见证着刘欣晏驾。
这个王闳在历史上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他是汉室忠臣，而且具有极为鲜明的政治意识，这使得他在正史里仅有的几次露面都非常关键。前一次，是刘欣借酒说要把帝位禅让给董贤的时候，群臣震惊而不敢言，唯独王闳站了出来，说了一番“天下是高皇帝的天下，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天下，天子无戏言”的话，使刘欣非常难堪，董贤更觉惶恐；后一次，则是王莽称帝后，作为王莽的表兄弟，王闳不仅没有分享巨大的利益，反而躲得远远的，出任地方官，随身带着毒药以备随时自杀，在两汉交替的特殊年代，王闳身为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最后居然成为了刘秀的功臣。
而这一次，在面临着董贤将要继承刘姓天下的危机时刻，王闳非常果断的做了一件事情。
马上去长信宫禀报姑妈太皇太后。
董贤甚至都没有发觉，围绕在刘欣遗体旁边的大臣里，已经有人悄然而退了。
从后来长安城遗址的发掘情况看，未央宫与后宫之间有暗道，是两宫之间往来最迅捷的通道。即使王闳没有资格走这条暗道，当他把消息告知太皇太后的时候，太皇太后一定会通过这条暗道，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未央宫。
她还马上派人骑马去王莽的府邸，让王莽迅速做好进宫的准备。
于是，就在刘欣晏驾的当天，太皇太后就迅速驾到未央宫宣德殿，局势变得清晰明朗了。
王闳带剑站在了董贤面前，其中威胁的意味不言而喻。董贤意识到自己错失良机，他拥有的所有权力已经岌岌可危。史载，王闳对董贤呵斥道：
“宫车晏驾，国嗣未立，公受恩深重，当俯伏号泣，何事久持玺绶以待祸至邪！”
王闳还是太咄咄逼人了，竟然说出了“待祸至”这样透露杀机的话。
从王闳的呵斥中，可以知道在这宝贵的决断时刻里，董贤在做什么。或者干脆说，董贤什么都没有做：既没有立刻着手谋划继承人的事情，不管是他自己挂印称帝，还是以大司马的名义召集群臣廷议，他都没有做；同时，他也没有趴在刘欣的灵柩上大哭，尽情流露一个忠臣和爱人的情感。他竟然就拿着玉玺和绶带，毫无作为，拖延迟钝，直到太皇太后的到来。
董贤的迟疑，固然有他年龄太轻，缺乏政治经验和能力的因素，但归根到底，是董贤始终没有理解刘欣恩宠他的真正原因。他在内心里，就把自己当做是皇帝的幸臣而不是接班人，没有体会到刘欣给了他那么多的爵禄包括传国玉玺的深意。
在这个重要的决断时刻，董贤直接放弃了一切行动。事实上，即使当太皇太后站在他面前，他仍然可以借助传国玉玺和皇帝遗言怒斥王闳胆敢带剑入朝，令未央宫的士兵们将其拿下。
但董贤竟然“跪授玺绶”，乖乖地跪下来，将传国玉玺和印绶交给了王闳。再由王闳恭恭敬敬的呈给了太皇太后。
董贤大概觉得自己既没有篡逆之心，又没有夺权之实，何罪之有呢？将玉玺交出去反而能够保一家老小姓名平安吧。他哪里知道，当王闳把这团政治的混沌劈开之后，黑与白、是与非、敌与友也就分清楚了。董贤如果想保自家平安，又不去铲除敌人，那自己的安危就只能视敌人是否宽容了。
《左传》有云：“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况且董贤所怀的不是什么别的壁，而是和氏璧雕刻成的传国玉玺。
以孔光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对此作何态度呢？《后汉书》在王闳的传记里，有四个字：“朝廷壮之。”就是说王闳带剑威胁董贤交出传国玉玺和印绶的事情，得到了朝廷官僚集团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