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西迁戌边雕塑
关于派察哈尔（部众）蒙古西迁新疆驻防一事，早在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乌鲁木齐办事大臣安泰就因“乌鲁木齐马匹较多，需蒙古兵丁放牧”而上奏清廷，他提议此项所需蒙古兵丁，从内地察哈尔或附近阿拉善兵抽调三四百名，但又觉得这样似乎是徒造声势，不太妥当。清廷未批准他的建议。某些高级官员认为伊犁已设置牧场，已有蒙古兵放牧，就不必往乌鲁木齐另派蒙古兵，乌鲁木齐的马匹可调往伊犁放牧。
翌年9月，大学士傅恒就拣选察哈尔官兵携眷移驻伊犁等处事宜上了一道长篇奏折。他从充实边防的角度考虑，认为“伊犁系初始驻兵之地，所有驻守地方，巡查边界及承应差事均需马匹，应较其他地方多设兵丁，以壮声势。”
为什么要选派察哈尔蒙古部西迁新疆驻防呢？因为察哈尔蒙古部作为游牧民族，本身具有骁勇强悍善于骑射的特长，素称“强劲”。更何况察哈尔部被编为八旗后，多次从征准噶尔、大小金川等，为大清一统立下了汗马功劳，具有一定的资历和声望。就如何选派察哈尔兵，傅恒提议道：“从察哈尔兼管新旧额鲁特及察哈尔八旗单身贫困余丁内，拣选年富力强，情愿携眷迁移者1000名，分别迁往伊犁、乌鲁木齐永久驻防。”1761年10月，理藩院尚书富德专程前往察哈尔八旗牧地多伦诺尔，挑选了1000名年轻力壮、技艺娴熟的察哈尔兵丁，这些就是第一批西迁新疆的察哈尔蒙古兵。
1763年2月9日，大学士傅恒以“现驻凉州、庄谅满州蒙古兵并无用处，久闲安逸，必致庸懦及便省新疆换防之烦”为由上奏朝廷，建议再续1000名察哈尔官兵携眷前往伊犁驻防，此议又得到乾隆皇帝的批准，这就是第二批西迁新疆的察哈尔蒙古兵。
察哈尔营旗屯戌边亭记
察哈尔蒙古西迁之前其驻牧地在张家口、宣化、大同边外，其牧地东界克什克腾，西界归化城土默特，南界直隶独石、张家口及山西大同，北界浩齐特、苏尼特及四子部落，袤延千里。
考虑到西迁的察哈尔兵都是携眷行走，路途所遇到的困难很多，所需费用也高。因此，清政府对其兵丁的待遇盘费，官员配置都做了详细的规定，赏给他们的盘费都高于换防兵。
为确保西迁兵丁的路途安全，每旗还配置了官员3名，由总管2员统带，其待遇盘费为各赏一年俸禄。另外，察哈尔护军萨拉巴等24人，新额鲁特护军库库萨哈等4人均委以护军校、骁军校赏戴空翎，食原钱粮，协助实职官员管带行走。每旗还配置通晓满蒙文字1名笔帖式，给其赏戴空翎，仍食原钱粮，照换防兵之例拨给马匹、整装银两。考虑到察哈尔兵西迁之后还要从事游牧，因此决定其乘骑免交。
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好，官兵对待遇都觉满意，生活有了保障，因此西迁兵丁士气高昂，西迁时顺利起程。1762年5月9日，1000名西迁官兵汇集在察哈尔八旗中心达兰图鲁，他们背负弓箭，腰挎战刀，骑着战马，携带妻儿，告别家乡，陆陆续续出发了，一路上沿着蒙古草原“如同游牧，养畜徐行”。8月7日，经推河（喀尔喀蒙古色音诺颜部）抵达萨勒齐图（乌里雅苏台附近）。8月25日始，陆续自萨勒齐图起程，从扎布噶河以南都尔根泊、呼布呼泊、齐齐克泊地方行走。通过萨拉克布拉克，于阿济、比济（卡伦名）以北布尔干、察干托辉之间过冬。原计划在阿济、比济或巴里坤过冬，后考虑到这两地戈壁荒滩，冬季“水草柴薪更为不足”，因此改变过冬地点。第二年3月6日，1000名官兵陆续抵达乌鲁木齐。
此1000名察哈尔官兵抵达乌鲁木齐后，按原计划留驻乌鲁木齐的200名察哈尔兵，连同家眷542人，又改为留驻乌鲁木齐150名，派驻伊犁的察哈尔官兵843人。自2月16日始，陆续编队起赴伊犁，于4月15日抵达赛里木湖。
第二批携眷移驻的1000名察哈尔兵，与第一批不同的是，他们要解送大批牲畜到伊犁。第二批西迁兵丁分两队出发，前队500名官兵在济尔噶朗图塔拉会合，由总管达克塔纳统率，于1763年5月11日起程，“携带羊群，徐徐前行”，穿过锡林郭勒盟，于8月28日抵达推河，9月30日到达扎布噶河流域布鲁哈扎地方，沿着卡伦内侧库布库尔赫勒、齐齐克泊一带地方行走过冬。1764年4月又起程，7月1日抵达伊犁。
这批兵丁最辛苦，沿途要照顾羊群，因此不能快速行走，“间行间歇”，花了1年2个月的时间到达伊犁，比第一批及其后队多用了2个月的时间。后队500名兵丁起程时，两旗编为1队，八旗编为4队，连同1000户家眷共2013人，由镶红旗察哈尔总管成果率领于1763年6月8日由济尔噶图塔拉起程，“自乌兰察布盟之路行走，经过四子王阿拉布坦多尔济扎萨克游牧，察罕鄂布等地”。9月12日抵达推河之乌兰额尔济地方，9月30日抵达扎布噶之察罕托辉，10月12日自察罕托辉起程，前往巴里坤，11月10日抵达巴里坤，在此过冬，休整了近3个月后，于1764年2月22日由巴里坤起程赴伊犁，3月8日抵达乌鲁木齐古穆达地方，3月22日由乌鲁木齐出发，4月4日抵达玛纳斯，5月15日抵达精河，5月底抵达伊犁。
察哈尔兵在行走途中是很辛苦的，他们拖儿携女，还要照看牲畜，长途跋涉在茫茫的戈壁滩，遇到干旱，还会出现人和牲畜渴死的现象。有时干粮接济不上，“口粮断绝者，以衣物向卡伦兵丁换取粮食”，而且蒙古高原冬季漫长，他们常常遭受寒冷之苦。遇上峻险之地，行走更加困难。但是勇敢坚强的察哈尔人民，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胜利地走完了这举世罕见的戍边行程。
除了以上两批西迁的察哈尔官兵外，还有部分察哈尔八旗妇女迁移新疆。由于伊犁额鲁特单身男丁较多，因此清廷决定在察哈尔八旗（张家口外）买娶察哈尔妇女，嫁给额鲁特单身男丁。西迁420名妇女，42人编为1队，共编10队，护送之官员20名，每队各有2名官员护送。其行走路线仍走蒙古高原，抵达乌里雅苏台后，遣回察哈尔官员，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派员护送至乌鲁木齐或巴里坤。
第一批察哈尔官兵于1763年5月19日（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抵达赛里木湖后，伊犁将军明瑞令他们“停赴伊犁，由彼处翻越索霍罗固勒扎岭，逐水草驻牧于登努勒泰等地”。登努勒泰山据《新疆图志》载，在哈布齐垓（今博乐市境东、天山南麓，即伊犁哈什河北岸）其中有105户携眷察哈尔兵丁被派驻由伊犁至沙图阿满新设的7处驿站。
第二批后队500户及其家眷和前队家眷暂被安置在托和木图（军台）一带驻牧。
第二批头队500名察哈尔兵携带羊只抵达伊犁后，“视其路途之近便，水草之丰盛，令各队羊只均停留在赛里木湖地方”。乾隆二十八年冬，清政府鉴于边防巡卡的需要，对察哈尔蒙古驻牧地作了调整：一是决定将留驻乌鲁木齐的150户和库尔喀喇乌苏的50户察哈尔蒙古移驻塔尔巴哈台；二是将驻牧登努勒台、赛里木湖一带的1843户察哈尔蒙古移驻博尔塔拉。
清政府之所以将察哈尔官兵安置在博尔塔拉一带，主要是从其战略地位及地理环境两方面考虑的。博尔塔拉地处西部边陲（当时只有北面与沙俄接壤），历来是扼亚欧腹部通道的中段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是“丝绸之路”新北道的要冲。且博尔塔拉地处伊犁与塔尔巴哈台之间，在其驻兵可“以助塔尔巴哈台声威”，而且“就西北大形势论之，库尔喀喇乌苏当东西上下之卫，宜屯重兵为伊犁后援，而复于博尔塔拉、塔勒奇、博罗布尔噶苏诸处，重设关隘，以固门户，庶几进可以战，而退可以守”。其次是博尔塔拉地域辽阔，水源充足，“该处有冬夏两季好牧场，且土地肥沃，于游牧兵丁孳生牲畜，殊有裨益”，虽然博尔塔拉在战略位置及地理环境上都很重要，却空旷无人，因此，清政府决定让作为游牧的察哈尔人驻守博尔塔拉，不仅适应自身的游牧生活，更重要的是以便开发和保卫这块西陲宝地。
察哈尔蒙古西迁戌边纪念塔
1765年（乾隆三十年正月）2月，乌鲁木齐及库尔喀拉乌苏的察哈尔、额鲁特200名官兵分编为前、后两队，起赴塔尔巴哈台。作为西北边陲重镇的塔尔巴哈台，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北面及西面与沙俄接壤，南面连接伊犁，东面与阿尔泰、科布多等地接壤。因此清廷考虑到察哈尔军民移驻后，此地“军威必将大振”。
察哈尔官兵的西迁，不仅使自身历史产生了变化，而且对伊犁地区乃至整个西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察哈尔兵的胜利西迁，达到了清政府的预期目的，即完成了清政府对伊犁地区的军事部署。察哈尔军民迁入博尔塔拉后，伊犁地区的军事防御呈南、北、西遥相呼应局面，“有满洲蒙古八旗兵，有绿营屯兵，有锡伯、索伦、察哈尔、额鲁特等兵环卫森严，所以靖边圉，而资控驭，最为整肃”。
清朝政府为维护和巩固其对边疆及蒙古社会的统治地位，制定和颁布了《理藩院则例》《蒙古律例》及《清会典事例》等刑法，这些律例和刑法成为清朝政府统治边疆及蒙古族人民的法律依据和准绳。同样，伊犁将军也用这些刑法约束各营官兵，特别是对破坏封建秩序的抢劫、人命、偷盗、犯奸及捕亡等都给予严惩，如乾隆年间察哈尔营发生了三起大案（察哈尔兵抢劫案、察哈尔兵玛穆特偷盗马匹案、察哈尔营披甲鄂拜等杀人案），伊犁将军都给予了严惩。
察哈尔蒙古部在西迁前，经过组编建旗，调整牧地、属众，具有浓厚氏族血缘宗法关系的封建领属关系就大为削弱。特别是清政府在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将其他各部归属的蒙古人众，采取掺沙子的办法，安插于察哈尔各管旗内。西迁后，经过重新编旗，封建领属关系进一步削弱，只有在苏木内还保留一些氏族制残余。左右翼八个苏木都以军旗色命名。新疆的察哈尔蒙古部对旗的概念比较淡薄，对苏木的影响较深，至今都很清楚地知道各自苏木的名称及分布。
来源：蒙古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