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
“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司马迁明显不大喜欢商鞅，并且尤其不喜欢他“刻薄少恩”的行事风格。所以商鞅的这一篇列传，可以从中读出很强的批判色彩，商鞅成了一个“一意孤行”对“逆耳良言”置若罔闻最终自寻死路的“独夫”。甚至还安排了这一段出逃时“作茧自缚”的情节，让商鞅因为自己制定的法律导致自己没有落脚之处这样的尴尬事。
这一段的真实性据说颇有值得考量之处，《战国策》对此并没有记载和描述。我们略加思量的话，这一段情节不合理之处也未免多了些：且不说我们商君都已经跑到了边境了，竟然不抓紧时间离开秦国，却有闲暇和心情去“打个尖住个店”?!行事独断、刻薄到商鞅这个地步的人，怎么说得出这种近乎“自怨自艾”“自我否定”的话呢？这真有点“言不对人”了。
那么商鞅到底是不是对自己的一番作为有所后悔了呢？
商鞅开始自己理想的方式，确实“着急”了些。商鞅是有才华的，这也得到了他的老师魏国之相公叔座的认可，要不然公叔座也不会临死之前还念念不忘把籍籍无名的中庶子商鞅推荐给魏惠王。只是商鞅在魏国实在已经等得太久，并且最终已经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了，才会不得已来到秦国吧。虽然当时那个样子的秦国和魏国实在没得比，但是秦孝公的一篇《求贤令》，可比只看出身的魏惠王气魄格局强出不止一星半点了。
“另辟蹊径”来到看似已经没什么前途未来的秦国，这路一开始就不会那么好走，商鞅自己想必是知道的。商鞅获得赏识的方式，又是通过“宠臣”的引荐，少了那么几分堂皇正大的君子气度和理直气壮。商鞅这路，确实一开始就走的“急于求成”了些。
所以在见到秦孝公之后，一定程度上，商鞅也曾尝试过做出一些“扭转弥补”。他献给秦孝公的强国策略，是先帝道，后王道，最后才是霸道，功业是逐渐递减的。这看上去貌似有些故弄玄虚和卖弄的嫌疑了。但是细想一下，秦孝公可并不是他的老师，并不了解他的才华，而进入秦国的“有才之士”也绝对不止他一个人，可以说每一次面见国公的机会，都是珍惜非凡的，甚至有可能成为最后一次机会！因为一个不小心可就“面试失败”失去“工作机会”了。可他硬是这样生生跟秦孝公谈了三次！一方面，是在了解秦孝公和秦国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另一方面，他其实也更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伊尹和周公那样的千古名臣，更希望秦孝公首先接受他的帝道吧？
颁布求贤令的秦孝公
然而不巧的是，“着急”的商鞅遇见的是同样“着急”的秦孝公，“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遇到他之前，秦孝公和秦国也都已经等得太久，不能再等了。秦孝公想要的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那样立等可见的霸业，而不是商汤和周文王那样的千古功业。
事情最后还是只能“着急”着做了，所以商鞅才会发出这句“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的感叹吧。商鞅原本准备的另外两套“高级版本”的治国方略，因为历史的选择，我们是无缘得见其结果了。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商鞅本来追求的并不是“刻薄寡恩”“急功近利”的道路，自诩身怀不下伊尹、姜尚之才的商鞅，原本是希望成就一番长远伟大的千古功业的。
只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时代的大环境，是战国七雄争霸的大争之世，大家无不“急功近利”只求一时之功业。这样的环境下，商鞅并没有太多的选择，秦国这个舞台，对当时的他而言，已经堪称完美了。
这无关“后悔”，只关乎选择，正如他自己所说“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大丈夫既然做了选择，做就好了。一切只是为了自己的才能得以施展，抱负得以实现，仅此而已。
南门立木
他干脆彻底地重新划分了秦国的“蛋糕”，将“利”和“法”两个字深深地刻到秦人的骨髓里的同时，干脆彻底地把秦国上下得罪了一个遍，“刑公子虔，黥公孙贾”，迁“乱化之民”于边城，把甘龙杜挚代表的旧贵族赶到了权力的边角……
商鞅不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么？不是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贫民的愚昧，统治者的贪婪，君主的无情，他都洞若观火。
只是越是这样看得清楚明白的，就越放不下自己的“事业”吧，因为当一切的一切都尘埃落定，最终能证明自己的，唯有自己曾经的事业了。这一场变法，获利的人是秦国平民，对结果最满意的是秦国君主，而把一切推到自己对立面的商鞅，收获的只有他早已预料之中的满满恶意……
赵良劝他时，说他“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防卫工作已经严密慎重到这个地步，商鞅真得意识不到自己面对的是怎样的形势么？是看不到，还是不想走？答案只有商鞅自己知道了。
看起来商鞅最后也曾经尝试过拯救自己，只是那时，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些。《战国策》说他“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史记》说他“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睿智而能看透人心和人性的法家政治家商鞅，曾经果断干脆的收拾掉一切变法“挡路石”的他，在这时的应对，却显得如此被动而软弱。
这努力，看起来到更像是不想就此放弃自己生命的某种尝试而已，而不是真得“见势不妙”的逃跑行为。要不然，大可以在秦孝公在位时就大大方方提出来吧？毕竟秦孝公可是曾经差点把国公之位交给他的，“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傅商君，辞不受”，也许传位的行为只是某种试探，但是孝公并不希望商鞅落下个不那么好的结局的态度还是大体可以看出的。
一个正好可以作为舞台施展抱负的国家，一位有胸怀有格局有气魄的国君做为战友，这样好的条件下，那些“刻深寡恩，特以强服”的行为，更多的其实是迫于形势环境，做出的主动选择吧。
司马迁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人”，最后的下场实在是有些活该。不免让人觉得又有一些犯了古代知识分子的常见通病“政见不同造成的浅薄”，有些政治立场决定一切的谬误。
被自己“抚养”强大的秦国，背叛若此，商鞅可曾后悔过？我想事情做到商鞅这个地步的人，其实已经真得脱离了有没有必要去考虑“后悔”的范畴了吧。海瑞评价张居正的那句“工与谋国拙于谋身”，拿来送给商鞅其实也再恰当不过了，相隔一千几百年的他们大概是可以获得某种共鸣的同类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