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鸟尽良弓藏，狡兔窟走狗烹，这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条铁律。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后，面临的形势大致也是如此。是时，曾国藩坐拥人数号称三十万的强大湘军，有“西至四川，东至海，则皆依国藩为重”之说。
曾国藩等汉臣的势力日益强大，引起了清廷的不安，在依靠湘军集团的同时，对其加以控驭，以防范外重内轻。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枢臣对汉臣的控驭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得以实现的。
第一，离间湘军内部汉臣之关系
清廷根据湘军营制的特点，即“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军权完全集中于军事首长，而非中枢所能遥制，且因人成军，系统本非一源之特征。因此，在湘军内部广泛扶植反曾势力，离间湘军内部诸汉臣之关系，以便从中加以控制和利用。
湘军将领左宗棠与曾国藩有矛盾，不服曾的管治，认为曾用兵拙滞，对其约束过严。但二人毕竟为上下级的从属关系，彼此都有收敛。清廷看准这一点，即于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十八日，在左宗棠升任浙江巡抚仅一年多，且无显赫战绩，浙江尚无全部肃清之时，即升任其为闽浙总督，辖制两省军政事务，不仅将曾国藩原所节制的浙江一省军务交左，削弱了曾的实力，且使左宗棠的地位一夜之间与曾平起平坐，破坏了他们之间的从属关系。
而在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之间争夺江西厘金一事中，清廷又一次故伎重施，对沈葆桢一方有意偏袒。如军机大臣在寄信谕旨中就称：“曾国藩军营，各省协饷及厘金等数，为数甚巨，通盘筹划，尚可补苴搘拄。其江西茶税牙厘，请拟照该抚所请，归本省分提一半。”
清廷以此不仅借沈葆桢之手削弱了曾国藩的经济实力，而且激化了曾、沈之间的矛盾，从而达到控御汉臣、为我所用的目的。
第二，逼迫曾国藩自削兵权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日，奕䜣等军机大臣据曾国荃奏报，获悉攻陷天京的喜讯，即于二十六日寄信曾国荃。在该寄信谕旨中，军机大臣等不仅未对已获大功之曾氏兄弟予以嘉奖，反而“词气颇严”地指责曾国荃。
作为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看过此廷寄，便已知其中奥妙，指出：“此次廷寄忽加厉责，其中别有缘故，余知其约略，而未敢臆断。”事情发展果不出赵烈文所料，数日之后，奕䜣等即借御史贾铎奏折，以追问天京金银下落为名，寄信曾国藩，进一步对其进行告诫。
此外，奕䜣等军机大臣对曾国藩的权力也是百般地予以限制。如在兵力部署上对曾国藩早有防范。咸丰五年（1855年），清廷即令满将官文虎踞武昌，自上而下监视曾国藩、胡林翼的行动，“故曾、胡以全力结欢官文，每奏事必推为首署，报捷之疏，待官而发”。
同治元年（1862年），官文晋文华殿大学士，而曾国藩至死也仅为武英殿大学士，由此可见清廷用心之深。此外又任富明阿为江宁将军，统带冯子材等军，二人分守扬州、镇江，占据长江下游，而满将僧格林沁则率军驻扎于皖北一带，由此以上三路大军形成对曾国藩湘军的牵制与包围之势。
早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时，咸丰帝就曾指出：“日后能克服金陵者，可封郡王。”但到了同治三年曾国藩克复天京后，廷议却以文臣封王似嫌太骤且无先例为由，仅封其为侯爵。
在这种形势之下，曾国藩唯有自削兵权方能保全身家性命和一世功名。天京克复后，曾氏兄弟经反复商讨，决定裁撤湘军、停解广东厘金、曾国荃开缺回籍养病，以此自剪羽翼，释清廷之疑。
清廷通过控驭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逐渐解除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面临的内患，从而出现了“数年之间，区宇奠定如故”的中兴局面。从这一点来看，以慈禧、奕䜣为首的最高统治者可谓用心良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