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 一条永定河里的鱼游回家了
时间:1949年。坐标,美国。
“老舍先生,现在就差你一个人了。”
伏在书桌前的老舍,手里捧着至交好友周恩来的信件,反复观摩,泪如雨下。
新中国成立了。
周恩来邀请他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
他在异乡,已经四年零七个月了。
两年前,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老舍与曹禺漂洋过海,赴美访学。
刚到美国的老舍,水土不服,交流也很困难。
在翻译《骆驼祥子》时,有一段,是虎妞和刘四爷起冲突,涉及到老北京的交流方式。老舍拒绝用英文平铺直译,他说中国的京腔是有味儿的,是有灵魂的。
绝不能机械性翻译。
他和曹禺两人,在美国做了多次公开演讲,经常协助美国友人翻译自己的作品。
彼时老舍的心中,时刻不忘牵挂大西洋的另一边。
那是他的祖国,有他的亲友。
周恩来是老舍最早认识的共产党领导人。
当时的老舍曾说: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走!我是一个抗战派。
1938年5月,老舍赴周恩来的约,共同商议文协发展。
会议从下午开到晚上十一时,快结束时周恩来起身,眼含泪花说他要失陪了,因为他的老父亲今晚十时已到汉口!因为暴敌,使年迈的老父亲被迫南来,过居无定所的日子。
后来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回忆,那晚老舍的心境从迷茫变清朗,深深地为结识了周恩来而自喜。
之后老舍与周恩来多次交流,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逐渐加深,最终成为了共产党的一员。
时隔三月,周恩来的信才辗转交到老舍手里。
从回忆中醒来,老舍紧紧攥着这封信,他要回他的祖国去。
回国参与中国的文艺发展。
老舍放下笔杆,收好细软,拒绝了美国友人的挽留,去买回国的船票。
但天不遂人愿,老舍奔赴了票局好几次,都没能买到回去的票,一时之间又心急,又难受。
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常年废寝忘食伏案写作,加之回国之心迫切,老舍的腿疾竟复发了,一走动就无比难受。
最后都无法动弹。
医生说,必须马上动手术。
手术之后还要观察一段日子,这又推迟了回国的时间。
老舍郁郁寡欢,恨自己关键时刻掉链子。
后来,他在辗转折腾下,终于买到了一张回香港的票。
到达香港之后,老舍再次病倒了。
他不顾手术后病体虚弱,也不听朋友的劝告,悄悄做好回国的准备。
1949年12月12日,排除重重困难,老舍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日夜思念的祖国。
到达北京的翌日,老舍不顾旅途劳顿,拖着病腿,在阳翰笙的陪同下,拜见了周恩来。
数年未见,两位重逢的老朋友一见面就紧紧握手,久久不肯松开。
一条永定河里的鱼,排除艰难万险,终于游回了属于自己的河流。
贰 · 宁可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国
时间:1949年。坐标:特米那岛。
刚刚被美军审讯完,他又被大力推搡进来。
他被关到这里好多天了。
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了。
妻子和孩子现在在干什么呢?美国人有没有为难他们?
这样想着,一阵痛觉从腿上传来,他“嘶”了一声。
牢房是用石油探井架起来的,潮湿阴冷漏风,冻得关节又疼又麻。
肚子很饿,门口是美军送来的饭,但他一口没动。
一起被关的,是几个墨西哥的越境犯,他听不懂这些犯人的西班牙语。
但他能看懂,这些墨西哥人看他的时候,眼睛里盛满了同情。
几天前,他还在实验室做研究。
几天后,他就被关到这个人烟稀少的小岛上。
罪名是:回国。
他就是钱学森。
几天前,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美国,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毅然拒绝了美国为两人提供的优厚福利待遇,商量早日回国,用毕生所学报效祖国。
但当时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歇斯底里的狂热运动。
钱学森刚好撞到了枪口上,他被美国人怀疑是共产党人,并且拒绝揭发朋友,钱学森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工作的证书。
钱学森很气愤,他说:“我宁愿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留居美国!”
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他的回国夙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
美国海军部次长听闻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后,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之后,移民局抄了钱学森的家,还把他本人关在太平洋的一个荒凉的小岛上。
白天,他被无休止地审讯。
夜里,每隔十分钟,牢狱看管便打开一次牢房的电灯,用强光刺激他的眼睛,不准他睡觉。
他在特米那岛上,不准接见任何人,也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钱学森被关押了15天,体重减少了15公斤。
最后,还是加州理工学院送去1.5万美元保释金后,他才被释放。
出狱后他仍无人身自由,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不止多次对夫妻俩使绊子,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
在一连串例行提问后,突然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略作思考,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穷追不舍,“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共产党政权吗?”
钱学森毫不示弱,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这一言论激怒了美方。
于是,美国海关方面设置了重重障碍阻挠钱学森回国。
他们没收了钱学森夫妇的行李,其中包括钱学森多年积累下来的800公斤书籍以及记录珍贵资料的笔记本。
钱学森就这样在美国被软禁了5年之久。
在那漫长而痛苦的近两千个日日夜夜里,为了能随时回到祖国,当然也为了躲避美国特务的监视与捣乱,钱学森租住的房子都是只签一年的合同,五年之中他竟搬了五次家。
蒋英回忆那段生活时说:“精神上是很紧张的,为了不使钱学森和孩子们发生意外,也不敢雇用保姆。那几年,我们家里就摆好了三只轻便的小箱子,天天准备随时可以搭飞机动身回国。”
事实上,大海的另一边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也极为关注,多次想方设法营救。
第一次是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要求联系中国留美科学家钱学森,然而,中方的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
第二次是在外交部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上,中美双方接触了十余次,但美国代表约翰逊仍然不肯答应释放钱学森回国。
最后钱学森冒着风险,把求助信写在了一张小香烟纸上,夹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辗转带给了陈叔通。
周恩来看到之后,大喜,令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谈判的王炳南。这一次,面对中方的证据,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1955年9月17日,在美国整整滞留了五年的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对于钱学森的离去,他的导师说,相当于美国把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钱学森,拱手送给了红色中国。
这是美国扣押钱学森的根本原因。
叁 · 数学没有国界,但数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时间:1979年。坐标:美国
这一年,只有初中文凭的他,受邀来到英国访学。
宴会上,一位美国女学者打量了他很久,端着酒杯来到他面前。
他是个不可思议的人。
女学者不明白。
这世上怎么会有人,放着美国的洋房和豪车不要,偏偏要回贫穷的老家,过拮据的日子。
突然,她扬声问道:“教授,您不为自己当初回国感到后悔吗?”
后悔没留在她的国家美利坚,享受优厚的待遇。
女学者说的“当初”,是指1950年。
距那年,好像快30年了啊,他扶了一下眼镜,陷入回忆。
那年,是他的人生转折点。
小时候家贫,读完初中以后,家里就没多余的钱供他了。
辍学之后,他对数学已经到了一种痴迷的境界。他很努力,即便离开了课堂,也没有忘记数学。
天才最幸运的,是遇见了他的伯乐熊庆来。
那年他20岁。
他的伯乐对清华大学校委会说,“不聘华罗庚,我就走”。
1936年,他的伯乐又推荐他去英国剑桥留学。
天才清高。
他到了剑桥后,说,我不想获得博士学位,我只要求做一个访问者;我来剑桥是求学问的,不是为了学位。
他们觉得他是个不可思议的学生。
因为不掺杂功利心,所以心无旁骛,短短两年间,他破解了其他专家的难题,还发表了十多篇国际论文,在国际数学界引起了轰动。
他们觉得他是个不可思议的天才。1946年,他又被伊利诺大学高薪聘为终身教授,他的家人也随他到美国定居,美方为他们配备了豪华的洋房和价值不菲的汽车,以及在国内难以企及的高酬劳,还给他的家人分发了不少福利,生活十分优裕。
当时,不少人认为他是不会回来了。
1949年,远在大洋彼岸的他,听闻新中国成立了,充满了报国之心的他,急切想回到新中国。
据家人回忆,当时的华罗庚已经到了在美国多待一天,就如坐针毡一天。
只想快点回到祖国,希望推动新中国的数学更上一层楼。
美国伊利诺大学不放他走,因为他是学术界百年一见的天才。
放他回去,就等于美国的数学不进则退。
所有人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回去。
这里明明有最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是个人都知道,留在美国,发展前途不可估量。
双方僵持之下,最后美方妥协了,说只要你不走,你想要任何福利待遇,美方都可以满足。
他哭笑不得,说了那么多,敢情美方以为他想加磅。
但他随后忽然想明白,在美国,不是所有人都有一颗爱国之心。
这个想法更加加剧了他要报效祖国的决心。
他就是华罗庚。
1950年,距离开国大典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华罗庚也终于完成了手头仅剩的研究。
克服美国方面的阻挠后,华罗庚毅然放弃了美国的优越生活、工作条件,他带着妻儿回到了刚刚浴火重生、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路过香港时,华罗庚给留美的中国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动员大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在信中说:“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
思绪万千之后,面对这位女学者不友好的提问,华罗庚坚定而又礼貌地回答说:“不!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回国,是要用自己的力量,为祖国做些事情,并不是为了舒服,活着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祖国。”
女学者似乎共情不了华罗庚的回答。
她认为数学是不分国界的。
这时华罗庚悠悠说了一句:“虽然数学没有国界,但数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肆·爱国这一课,我们不曾落下半节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
新中国政府向在外留学的科学家们发出呼唤,希望他们回来共同参与祖国建设。
仅仅几天不到的时间,远在太平洋海岸的美国旧金山,一艘满载500多名旅客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在阵阵鸣笛声中缓缓驶出旧金山港,向着“站起来”的新中国前行。
第一批回国效力的留美科学家归国了。
梁思礼就是其中之一。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17岁时,梁思礼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寒窗苦读,专攻航天科技方向。在他看来“中国老受人欺负,学一门工业技术,学成回国后能为中国的建设出力”。
于是,梁思礼放弃了优厚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津贴,只为转入被誉为“工程师摇篮”的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以便早日学成报效祖国。
在归国的邮轮上,他和小伙伴们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
除了梁思礼外,同样从克利夫兰号上下来的,还有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技术领导人朱光亚、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等人,他们都在等这一天的来到,即便这条路充满艰难和危险,也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发展中国科技的赤子之心。
童第周在新中国尚未成立的时候,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回到了故土。
童第周是在比利时取得的博士学位。他的老师说,“你的国家这么困难,在这里我可以给你申请特别博士”,童第周却说:“不,我要回去,我是中国人!”
在童第周看来,要搞工作,应该回祖国去搞。
1949年3月,在解放前夕,童第周放弃了布鲁塞尔优越的生活和科研条件,同时婉拒了耶鲁大学的高薪挽留,克服了种种阻力,回到了祖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新中国成立在即,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他和夫人做好了回国的准备,但收到了在伦敦的凌氏夫妇的告知——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求李四光不得离开英国,并且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新中国赋予他的任何职务,不然就会被扣留。
李四光没有同意,也没有直接回到祖国,而是与国民党人周旋,只身离开伦敦来到了法国。
两星期之后,李四光夫妇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秘密回国。
老物理学家赵忠尧,冒着生命危险把国外购买的静电加速器部件等珍贵器材带回国,使我国得以在1955年就装备了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
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及夫人何泽慧,归国前带回了约里奥·居里赠送的宝贵的放射性元素,为中国核工业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生奉献给中国核武器的邓稼先,1950年归国后,第一件事情,是到天安门广场看五星红旗;
从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回国的物理学家程开甲,在西北核试验基地隐姓埋名一干就是20年,当有人说他不回国成就会更大时。
他说:我不回国或许成就更大,但决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和我的祖国联系在一起……
1949年前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纷纷冲破阻力,回到了中国。
然后,将之后几十年的人生,全部献给了脚下的这片深爱着的土地。
如同艾青诗句所写的那般——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