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连坐制度”，大多数人的反应就是“畸形暴力、封建落后”，这多是古装剧中皇帝动不动就会“诛九族”给人留下的印象。
其实，诛九族只是连坐制度惩罚中的一种，你真的了解连坐制度吗？
所谓“连坐”，就是一个人犯罪牵连着“一串人”与其一起受罚。我们很容易可以体会到，“连坐”就是由一个人波及到一个整体。换句话说，各种各样的集体是“连坐”实施的前提。
据考据，“连坐”起源于原始社会。那么为何会产生这种想法呢？
我认为，由于原始社会社会结构以部落为主体，人们的主要矛盾是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斗争，在“非敌即友”的惯性思维下，也就形成了用“连坐”来征服对手的行为习惯。
到了“以法治国”的秦王朝，商鞅通过变法，正式把“连坐”升级成了一种制度——什伍连坐制。《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需要注意的是，互相监督、互相检举在此已然成为了一种个人义务。“连坐制度”最大的变化是——它已不再仅仅代表着被动的受罚，与此同时，还成为了人们发挥主动性、增强集体观念的催化剂。
“连坐制度”是否真的有存在的必要？有句话说得好：“只有了解，才能理解。”想要给出客观评价，我们要先来全面了解一下从连坐制度的内容。
亲属连坐——家族观
亲属连坐应该是人们了解最多的连坐，《史记·孝文本纪》中这样概括：“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但是是否所有罪行都要“连坐”家属？这其中的家属又该怎么定义范围呢？
首先来说，并非所有的罪行都要“连坐”亲属。秦法也讲道理，像偷个果子一类的轻罪，只需惩戒本人就够了，是不需要波及亲属的。
要知道，制度的本质就是为了管理社会，之所以连坐，就是因为只惩罚本人达不到理想的威慑力、不足以让人引以为戒。秦朝尤其看重社会危害较广的罪行，其中最典型的是盗窃。
现在让我们评判盗窃和故意杀人哪一个更严重，我们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后者。而在秦朝，盗窃需要连坐家人，相反，故意杀人却不需要。需要注意，这里的盗窃主要指的是财物盗窃。为什么秦朝如此看重保护财物呢？
我们知道，秦朝确立的是地主阶级的统治。因此制度的出发点，大都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
实行连坐制度来打击财物盗窃，就能很有效地保护个人财产。“民富则国富”，私人财产有保障，国家财政税收也就能相对稳定，社会繁荣便少有动乱，地主阶级的统治也就由此得以长久。
其次要明白，家属的定义与今天有所不同。秦简《法律答问》对此有这样的解释：
“可（何）谓“室人”？可（何）谓“同居”？“同居”，独户母之谓殹（也）。“室人”者，一室，尽当坐罪人之谓殹（也）。”
“室人”，即为同住一个屋子的人。轻微罪行连坐的直接对象，就是同住同一个屋檐下的同胞兄弟，以及他本人的妻子。
而如果是盗窃一类较重的罪行，则需“连坐同居者”。倘若是谋反叛乱一类的大罪，那就要诛族了。总之，随着罪行的提升，涉及的亲属范围也相应扩大。
结果就是，人们的家族意识明显增强。做什么都要小心翼翼、考虑其他人。项羽的故事就是说的这种“家族感”：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
当然，从正面来说，人们增强了家族荣誉感，愈发主动地维护家族利益。
地域连坐——集体观
说起地域连坐，“什伍制度”的名称就由此而来。秦朝时建立起了较完善的地方行政机构，分为郡、县、乡、里四层，乡里以下实行“什伍制度”。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社会就此被分割成了无数小块。
这样做，一方面是增强了每一个小团体内部的凝聚力。人们注意维护自己的团体利益，彼此之间联系也不断增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观念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
当然，他们还要互相检举、互相监督，不能包庇过错。可以说，“连坐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人们的责任感。我认为，当人们学会规范自身，又不只专注于自身、还关注其他人时，可以说是文明的进步。
另一方面，对于秦朝这个新的封建王朝来说，这无疑方便了统治。虽然生产力不够发达又幅员辽阔，交通和管理技术相对落后，但“什伍制度”将人们进行了捆绑。在这种小集体的束缚下，人们是不敢“妄为”的。
垂直管理的统治结构——“一竿子插到底”，不需要多么高超的管理技能，也不需要花费多高的管理成本，统治者就能很有效地统治国民，从而稳定整个社会。
此外，秦朝还有职务连坐和军事连坐，二者都是从横向和纵向全方位进行约束。整个社会在这四种“连坐”下，仿佛织成了一张大网——管理有条不紊，军队战斗力强，生产力不断进步，最终使秦国在争霸中脱颖而出。
可以说，秦朝统治者选择“连坐制度”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刚刚经历了诸侯争霸、战乱纷纷的秦朝统治者，对于人性缺乏信任，但又缺乏成熟的管理体系，因此采用这样的暴力手段——这是文明的初级阶段。
稳定新兴政权的需要，使得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主张成为了秦朝统治者的不二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与古代常见的“人情社会”形成了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