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张爱玲的母亲最喜欢的一张照片，20世纪40年代末她母亲回国,在张爱玲众多的照片中挑了这张带走，直到1957年她从母亲的遗物中再次发现这张照片。此时已38岁侨居美国的张爱玲，从一箱遗物中拣出这张照片,看自己年轻时的容颜，想着自己和母亲，和整个家族的种种罗愁绮怨，必定是千愁万绪，百感交集。
三岁左右的张爱玲。她记得母亲在一个阴暗的下午,用水彩给这张照片上色,给她画上薄薄的红唇,粉嘟嘟的腮红,再把衣服染成鲜艳的蓝绿色。对于童年,张爱玲有相当强的感性记忆。她甚至记得更小的时候,站在朱漆描金的站桶里,女佣喂她喝的一只白铜汤匙,塞进自己嘴里留下的那股金属味儿。
张爱玲与姑姑(左一)、堂侄女妞儿(右一)合影。在《对照记》中,张爱玲没有留下一张和母亲或者父亲的合影,跟姑姑的合影,倒保留下来三张。跟父母相比,她与姑姑相伴的时间显然更长,感情也更深。
张爱玲和弟弟在天津的法国公园。母亲和姑姑走后,佣人依照母亲在时的规矩,每天带着姐弟俩去公园。张爱玲会在草地上叫喊疯跑,尽情欢乐;而弟弟身体不好,保姆就用一条大红阔带当胸绊住,牵住两头,以防摔倒。他也想像姐姐一样叫喊着飞跑,结果总是被保姆牵得紧紧的,艰难地挣着。不知《小团圆》中的这个情节是否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张爱玲的弟弟确实像一个永远被拴住的孩子,久而久之忘了自己会奔跑。
张爱玲和弟弟抱着母亲从英国寄来的玩具。姐弟俩都曾提到，童年时母亲的离去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什么缺憾。但纵观张氏姐弟的成长经历，就会发现，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亲情的缺失对人生的影响，才逐渐显露出来。
张爱玲8岁时和舅舅家的三个表姐一个表弟的合影。中间的是张爱玲。她的小说《花凋》中的女主人公郑川嫦的原型，应该就是张爱玲左手边(右二)的这个女孩。另外两个稍大的漂亮女孩,应该就是小说中提到的，“郑川嫦”的两个爱漂亮并且后来嫁得很好的姐姐。
张爱玲姐弟在母亲回来之后,与母亲一起游西湖。不满十岁的张爱玲,对西湖诗意的美,想必是印象颇深。她在《天才梦》里提到的那部少时写的爱情小说,就有失恋的女郎专程从上海坐火车去西湖自杀的情节。
张爱玲穿着继母给的旧衣服,右边是她的姑姑。继母听说身材和她差不多，特地带了两箱嫁前衣来给她穿。在圣玛利亚中学这样的贵族女校，穿着早已过时、领口袖口都磨破了的不合身的旧衣服，张爱玲的难堪可想而知。学校曾一度要定制校服，张爱玲非常渴望，幻想着自己也能穿上白衬衫，藏青十字交叉背带裙，结果学校当局没通过，令张爱玲十分失望。这种心理使她后来一度变成 clothes-crazy(衣服狂)。
张爱玲在音乐课上和同学合影。后排左三为张爱玲。此时,张爱玲的文学和绘画天才得到发展,但是却对钢琴逐渐失去了兴趣。严苛的钢琴教师,经常把琴谱一掼,一掌打在张爱玲的手背上,把她的手横扫到琴盖上,震得骨节生疼。少年时做一个音乐家、在华丽的大厅里演奏钢琴的梦想逐渐褪色,张爱玲每次上课之前,立在琴房门口等着铃响,总是紧张得浑身发抖。
张爱玲与姑姑。母亲去法国后，姑姑答应代为照应张爱玲。张爱玲觉得，姑姑的家里留有母亲的空气，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还有些可爱的人来来去去。比之于古墓一样沉闷的父亲的家，姑姑的家是她所有美好的希望和情感的寄托。也许只有在姑姑家，她才有这样开心的笑容。
中学毕业时的张爱玲。为了实现中学时期出国留学的梦想，张爱玲在母亲的家里潜心补习功课，终于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英国伦敦大学，但因为战事而转到香港大学读书。
大学时代的张爱玲。这是张爱玲为数不多的戴着眼镜的张照片,她曾提到自己中学毕业后刚配眼镜时的感受,好像是驴马戴上了眼罩子,走上了漫漫长路。不过从她一副开心的表情来看,应该是饱含着希望的漫漫长路。
在港大时的张爱玲。战争中，张爱玲曾经经历炸弹落在不远处的生死之险，曾经忍饥挨饿几天领不到粮食，曾经在战后冒险到教师的空房子里去排队等着用卫生间洗澡，也曾经在医院里冷漠地看护那些痛苦不堪的病人。虽然后来她在《烬余录》里，力求用一种冷漠的琐碎消解战争那巨大的无所不在的影响，但是战争的确是张爱玲在香港几年里最深的记忆，并且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张爱玲在英文杂志《二十世纪》上的作者像，她为这个杂志写了不少英文散文和影评。在港大三年的全英文学习语境中，张爱玲已将自己的英文磨砺得流畅典雅，纯正地道。她的姑姑说，张爱玲的英文比中文还要好。从照片上看,这时的张爱玲卷发朱唇，气质上非常西化。
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之后，张爱玲为了表达谢意，请周瘦鹃来家里喝下午茶，由姑姑作陪。周瘦鹃对张爱玲和姑姑的别致的公寓设计印象非常深刻，这次会面也是相谈甚欢。不过后来张爱玲没有继续给《紫罗兰》投稿，她显然不满足于纯粹的通俗格调。这“二炉香”在《紫罗兰》上连载完成之时,她已经怀揣着梦想，天女散花一般向当时上海各大著名刊物进军了。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归宿感,也没有天长地久。张爱玲身处乱世，却做了乱世中的盛世人。爱情、事业、人生都依托于这乱世，山河破碎风飘絮，自己却在这斑驳霉绿满目疮痍中兀自绽放，绚烂中带着苍凉。
张爱玲和好友炎樱在阳台上。张爱玲的很多奇装异服都是炎樱代为设计的,有时姑姑又好气又好笑地抱怨:“最可气的是他自己的衣服也并不怪”因为炎樱身材矮小而丰满,原本就不适合极端的衣服,倒是张爱玲苍白瘦高，容貌清淡，能将各种奇装异服穿出味道。
张爱玲登在《天地》第四期上的照片。这张照片中的张爱玲,看上去温婉恬淡,笑意清浅,与张爱玲本人给人的感觉很不样,胡兰成显然受到这张照片的“错误信息”的影响,所以后来看到张爱玲本人时落差极大。
1944年的张爱玲。这件舅舅送她的大镶大滚宽博的短毛貂皮袄,是张爱玲至爱的清装行头。也许他们见面的那个冬末的下午，张爱玲正是在薄呢旗袍外面罩了这件皮大衣，走进胡兰成的客厅。穿着它侧立墙边，不知是不是胡兰成形容的那种“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的感觉。胡兰成后来对于两人的初次见面，描述得颇为缠夹错乱，也许当时那种感觉，唯有缠夹错乱的语言方能形容。
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孤僻冷直的张爱玲，从不轻易与人交际的张爱玲，连弟弟来访也没有几句话好说的张爱玲，独独爱上了胡兰成。她后来说，一直觉得只有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的。冥冥中也许真有命运的网在牵引，网上的结一个衔着一个，撞进去就无始无终。
张爱玲1944年发表在《杂志》期刊上的照片。胡兰成曾戏说照片中的张爱玲“眼睛里有一种惊煌,看着前面!又怕后头有什么东西追来似的”。爱情，总有神魔附体一般的魔力，越是得不可以，它就越要滋生，越要发芽，越要将美丽的海市蜃楼迷惑你的双眼，越要无孔不入地蔓延将你包围。任你锋利的双眼洞穿人生世事，却一样要迷失在爱情的茫茫烟水里。直到曲终人散才发现，原来只剩下一个不堪的尾巴。
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在后人笔下，张爱玲的义无反顾，总是带着些恋父情结的病态；她那句“变得很低很低”的情话，也让人捶胸顿足，替她难堪和不值。不过，想来当年的张爱玲，不问对方身份，也不计爱情结果，只忠于内心情感，谦卑的爱也有了一种放恣跋扈的美，飞蛾扑火的悲壮……“恰如少年人的初恋，不是她的对象真有这样美，这样崇高,却是她自己的青春创造了美与崇高，使对象圣化了”。她是用自已的青春和美,迸发出绚烂的火花,虽然只是刹那的芳华,但毕竟是唯一一次爱情的飞扬。
1944年的张爱玲。为了照相，在单色旗袍上披了件浴衣，光华的面料和宽袍大袖的样式看上去非常华丽，照片中张爱玲低着头，脸上荡漾着丝丝的笑意。这种喜滋滋的表情在张爱玲的照片中不多见。毕竟，她一生中可以尽情挥霍的快乐时光太短暂了。
张爱玲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大欢喜中。她有时兀自欢喜得诧异起来，问胡兰成道:“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么?”还必定要胡兰成回答。无限欢喜的人，无限珍惜的人，都会恍惚有梦幻一般的不真实感，不敢相信从世间真有这么美好的人，这么美好的事。她说起旧小说里有“欲仙欲死”的句子，正是她自己当时的美妙感受。
1944年笑靥如花的张爱玲。她有时像一个活泼的小孩，给胡兰成看小时她母亲从埃带给她的两串玻璃大珠子，一串蓝色，一串紫红色，讲着儿时瑰丽的梦，有时又调皮地在房门外悄悄窥看着胡兰成，然后写道:“他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1944年的炎樱和张爱玲。炎樱因张爱玲结识胡兰成，成为他们共同的朋友，也是他们婚姻的见证人。
1944年底的张爱玲。散文集《流言》上登载的照片，从拍摄角度看，好像是擦肩而过后的回眸，眼神里透着茫然与惶惑。这正是胡兰成离开上海去武汉接办《大楚报》之际，他随即在那里结识了新欢—女护士周训德。他很快在武汉陷入了新的温柔乡，将与张爱玲的婚盟抛诸脑后。
张爱玲和李香兰合影。1945年7月下旬，时局眼看翻转，张爱玲还不知避嫌，参加《杂志》社举行的秋季纳凉会，跟日本影星李香兰等同席聚会。
1946年8月的张爱玲。张爱玲回上海后，有时想起胡兰成落魄地寄人篱下，每天粗茶淡饭难以下咽，想到自己却从未问过他钱的事(关于这个间题，《今生今世》和《小团圆》的说法不同)，经常也难过得吃不下饭。其实她自己受累于时世,一年多不能发表作品，也根本没有经济来源。
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胡兰成心目中的张爱玲，永远定格在了40年代。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路过上海曾忍不住再次去找张爱玲，不过来应门的是个陌生女人，张爱玲早已搬走，永远与他擦肩而过了。二人注定是只能做金童玉女，似流星划过银河般的刹那的艳异，而不能做平凡夫妻，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长久的琐碎。
20世纪50年代初的张爱玲，为了领什么证件拍的派司照( Passport Photo)。这时的张爱玲改名叫“梁京”。无论是登记口、参加文代会，还是发表作品，以至申请离开大陆，都用这个名字。从前她写散文《必也正名乎》，曾明言恋恋于自己的名字，虽“恶俗不堪”却绝不愿改，文笔间是那样一种飞扬自信的少年意气。即使抗战胜利后，各种压力铺天盖地，她宁愿停笔也没有想过改名，可惜世事多无奈，高傲如张爱玲也终干改名换姓，只求不受盛名之累，能够在时代大潮的缝隙中安身立命。
她22岁在文坛华丽登场，不过三年时间，正唱到高潮却仿佛失了声般戛然而止；她24岁遇到放恣飞扬的爱情，也不过两年时间，早已灰飞烟灭。而立之年的张爱玲，经历了普通人大半辈子的人生变故，曾经的盛名如今变成负累，不再有“出名要趁早”的少年意气，只剩下“结束铅华归少作，摒除丝竹入中年”的沧桑。
1954年张爱玲于香港。到了香港，张爱玲又红巾翠袖、环珮叮当、张扬地打扮起来。时任美国新闻处主任的麦卡锡曾提到，有次邀请张爱玲和美国作家马昆德(John P.Marquand，1 893-1960)吃饭，张爱玲盛装出席，脚趾甲甚至涂着绿色的指甲油。
1955年离港前的张爱玲。这个半身的侧影，仿若欲回首，却又眼眸低垂，介于留恋和诀别之间，正是张爱玲离港时心情的写照。
张爱玲与赖雅。张爱玲第二次婚姻也少有人看好。也许因为张爱玲后来被奉为华语文学界的传奇，所以大家自然会觉得这样一位已经“过气”又不断中风的老人根本配不上她。但初到美国的张爱玲，被孤独感和挫折感包围着，完全游离在异国世界的边缘，一个有才气有见识热情地欣赏她、肯照顾她的父亲般的情人，也许就是足够巨大的温暖。而且即便这样的一个美国老人，若是早几年，也还未必会爱上张爱玲。“她也不相见恨晚。他老了，但是早几年未见得会喜欢她，更不会长久。”《小团圆》中九莉的这段独白，更让人为张爱玲的这段婚姻感到苍凉。
张爱玲与赖雅。对于风烛残年的赖雅和孤苦无依的张爱玲来说，两人的婚姻，也许更像是一种归宿，一个慰藉。
1961年的张爱玲。张爱玲曾说:“所谓‘哀乐中年’,大概那意思就是他们的欢乐里面永远夹杂着一丝辛酸，他们的悲哀也不是完全没有安慰的。我非常喜欢‘浮世的悲哀’这几个字，但如果是‘浮世的悲欢’，那比“浮世的悲哀’其实更可悲，因为有一种苍茫变幻的感觉。”此时，张爱玲年过四十，赖雅身体情况时好时坏，两人虽然相濡以沫，颇为甜蜜，但同时也处处都有烦恼摩擦，无时不在体会着“浮世的悲欢”。
张爱玲与王祯和、王母在台湾花莲。王祯和是当时台湾大学外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张爱玲曾读过他的小说《鬼·北风人》，对小说中描写的他故乡花莲的风土人情十分感兴趣。她此次来台湾，就由王祯和陪同游览了花莲。
照片中是浓妆旗袍的打扮，具体拍摄情况不详。据周芬伶说拍于60年代，但总觉得这张照片看上去比她60年代初的两张相更年轻，脸部线条饱满，应该是张爱玲50年代的照片。
1966年离开华盛顿之前留影。大约25年前，张爱玲在《烬余录》里，曾经记述自己在香港医院里做“一个没有良心的看护”的经历，她那时任极度痛苦的病人昼夜呼喊而冷漠对待,在那个病人死去的早晨欢欣鼓舞。如今她多年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在丈夫床边搭行军床睡觉，一边拼命赚生活费，一边昼夜服侍，心力交瘁地做了“一个尽职尽责的看护”许多年。如果当年那个死去的病人泉下有知，一定会感谢命运为自己报了“一箭之仇”。命运的残酷有时近于讽刺。
1968年的张爱玲。比之一年前，张爱玲明显又见苍老。她跟赖雅的婚姻，让她远离都市和文化中心，提前过上了老年生活；她执着于英文写作，结果让人生里最充沛的黄金十年付之东流。因此，很多人认为这十年对她来说是生命和才华的双重浪费。不过人生的选择有时也谈不上值得不值得，生命有它自身的图案，我们唯有临摹。
张爱玲摄于1994年7月7日。这张照片，张爱玲手持当日报纸，她自言是模仿绑匪寄给肉票家人的照片——证明她当天还活着。此时的张爱玲，参透生死，一副只等时间随时来撕票的达观。一年多以后，时间真的带走了她，却留下永远的传奇，撒落人间的种子。
注：图文摘自《图本张爱玲传》，杨天舒 著，长春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