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的出现在传统帝制历史上颇有特色，统治清朝四十七年也有着极大的偶然性。
咸丰帝在临终之前召集了随他逃亡到三个御前大臣和五个军机大臣。立了他唯一一个和慈禧生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任命这八位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第二天咸丰帝去世，八位“顾命王大臣”按照遗命，扶载淳登基，年号为“祺祥”，八大臣中以肃顺为枢纽的权力机构正式运行。
顾命八大臣影视形象
肃顺在咸丰年间权倾一时，大力推荐提拔重用了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汉族官员，同时铁腕办了许多重大案件，杀了很多人，树敌太多。慈禧不仅握住慈安太后，而却还抓住这个机会拉拢不得志的恭亲王奕䜣，最后以闪电式政变抓捕了八个顾命王大臣，杀了肃顺。自此改年号为“同治”意思是太后一同治理，全面走入了清代政治权力中心。其次，女人慈禧的独特性格。
慈禧本人对自己有着一段非常准确的概括：“我自幼受苦，父母不爱我，而爱我妹。入宫后，宫人以我美，咸妬我，但皆为我所制”一个“皆”字表达了慈禧宫心计的从容而自得。不仅如此，从后宫斗争逐渐走入帝国最前台开始斗争。慈禧在后面还诉苦甚至绝望地说：“咸丰末年，文宗卧病，外兵入城，烧圆明园，我避难热河。时予年尚轻，文宗病危，皇子又小，东宫之侄，乃一坏人，谋夺大位，势甚危及。予抱皇子至文宗前，问大事如何办理，文宗不答。予复告以儿子在此，文宗始张目答曰：‘自然是彼接位’。语毕即宾天矣。”
咸丰帝
紧接着慈禧又道出了最后颇耐人询问的话来：“予见大事已定，心始安。然彼时虽极悲痛，以为犹有穆宗（同治帝）可倚。熟意穆宗十九岁，遽又夭折。自此予境遇大变，希望皆绝”《清俾类钞》所谓的希望皆绝，表明了慈禧已经不再对任何人寄予希望，大清的所有政治都将为其所用，而所有人都将是她手掌的木偶。她唯一的一个儿子同治帝的早亡和她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治帝不仅性格开朗活泼，而且还很很聪明。同治六年六月，赵烈文在日记中记下小同治的一个故事。“是日，闻竹庄言，今上聪慧而不喜读，一日与师傅执拗，师傅无可如何，涕下以谏。时御书适读至“君子不器”，上以手掩器下二口，招之曰：“师傅看此句何解？”盖以为“君子不哭”也，其敏如此。”《能静居日记》
同治帝
据翁同龢日记同治帝死于天花，按理天花在当时并非必死无疑，据说是受到慈禧的刺激。而因此发生“痘内陷”的病变。情况大体是有一天同治帝的皇后去养心殿探病，在同治帝面前哭诉婆婆慈禧打骂她，同治帝也只能劝她忍者，将来会有出头的日子。这段话就被身旁的耳目报告给了慈禧，于是慈禧就怒气冲冲找到那里，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举手痛打。同治帝受此惊吓刺激昏厥过去，没几天就死了，慈禧把这个责任推给皇后，下令限制给她饮食，两个月后，皇后也被活活折磨死。慈禧的思维毫无亲情可言，一切都是她的权力工具，而这些如同鸦片，一旦沾上就再难放下。同治亲政时，慈禧早已把控朝政，皇帝办事如果不通过慈禧，根本就什么也做不了，这也是母子不和的真正原因。
慈禧
慈禧的政治手腕自乾隆之后，均在嘉庆、道光、咸丰之上，所不同的是她是个女人慈禧考虑维护自身权力绝对安全可靠出发，从如何更长远控制朝政出发，光绪四岁、溥仪四岁都是孩子坐殿，直接导致了非正常化的政治运行形态。从压制亲儿子同治帝造成母子不和，到一手制造光绪的傀儡悲剧，慈禧从始至终都扮演着极端自私的一个冷酷角色。“少数几个见过这位太后的人将她叙述为一位身板挺直、面目秀丽的高个子女性。她长着一双鹰眼，有着明显的鞑靼人特征。她态度高贵而傲慢，嗓音中带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和绝对的威严。”《中国，长寿帝国》
慈禧听政
光绪没有孝庄祖母那样的幸运，却遇到了一个权力熏心，刻薄寡恩的姨妈操控一生。康熙对比光绪，孝庄对比慈禧来看，两个女人的心态和思想直接导致两种不同的历史结局。康熙自己说：“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圣祖仁皇帝圣训》康熙的幸运多在于孝庄以绝对对清朝的责任感和对孙儿爱护出发加以培养孙儿。尽管有个安徽桐城秀才周南特地到北京“诣阙条奏十款”其中一款为“请垂帘，以勷盛治之隆”。孝庄却不愿“垂帘听政”，一心一意辅助小康熙，让他不断放手去治国理政。康熙虽然小，却很尊重祖母孝庄，《清史稿》说：“太后不预政，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多年以后，康熙还深情地回忆起这段祖孙二人的温暖细节：“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致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圣祖仁皇帝圣训》
康熙作为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和光绪作为灭亡前的第二位皇帝，抛却二人资质不可同日而语外，他们的处境也是更为不同。
慈禧与光绪权力斗争的内耗，让政治不能专注于改革发展。慈禧掌握权利的非正常化，导致光绪根本无法正常理政。慈禧从容对外解释说：“我早知道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多艰，不宜轻举妄动，只得留心稽查管束”通过一系列证明。这个皇帝确实“不适合”，因此还要让她再次“主政”。面对逼失败后的被逼迫，自尊极强的光绪帝不得不这样说明：“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清廷戊戌朝变记》
光绪帝
然而这些解释丝毫没有一点效用，天真、单纯的性格再次暴露出来，慈禧恰恰抓住这个弱点，之后囚禁就是持续在精神上给他巨大折磨。对之前身边的太监“或处死，或发往军台，无一存者”。《青史纪事本末》慈禧的真正狠毒不在于政治上对光绪帝执政的阻挠，而是在此之后的人身迫害。西逃时，为持续刺激光绪，清除一切有助于光绪帝东山再起的苗头，珍妃作为光绪唯一的感情依靠，也被慈禧指使害死。当光绪得知消息“悲愤至极，至于战栗”《清末纪事本末》至此，光绪的精神已经逐渐走向崩溃。他俨然成了这个帝国的纸皇帝，任慈禧摆弄于股掌。慈禧死后，清代权力下移，造成军阀全面掌握兵权，北洋新军不再受到清廷控制。
曾国藩和幕僚赵烈文
同治六年曾国藩和幕僚赵烈文的一次谈话就已经揭示了重大的后来军阀割据的理论。赵烈文说，有宋一代，自艺祖杯酒之后，天下讳言才能，传之子孙，遂成积弱之国，寇准檀渊之役，实城下盟耳，而一时传为美谈。功烈之卑，不足令汉、唐一矧。曾国藩并不赞同赵烈文的说法：“寇准实宋第一等人，未可厚非”。赵烈文继续说：“第一等人作为不过如此，第二、第三等人可见矣。”紧接着赵烈文阐述了一段相当深刻的道理：“彼时风气实然，虽有能者无可表现。故王德用、狄青皆武人稍露鳞爪，遂废弃不用。旷观千古，凡一代之事功人物，其风气皆草创之主开之，范围一就，数百年贤者之士，莫不俯首就教。间有命世挺生者，不肯随风气流转，自欲一出头地，其为之不以渐者，往往致败。”赵烈文并举出王安石和张居正为例子。曾国藩表示同意说，南宋罢诸柄，奉行祖制也。故百年奄奄待尽，不能稍振。又提起宋代韩琦、岳飞等军制，自成军，自筹饷，仿佛与今同。大抵用兵而利权不在手，绝无人应之者。故吾起义师以来，力求自强之道，粗能有成。
赵烈文笑着说：“师事成矣，而风气则大辟蹊径。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能静居日记》王闿运在《湘军志》中所说的：“其后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尊”的局面，也就是曾氏所极不愿见到的“外重内轻”的局面。
曾国藩听了无限感慨说：“余始意岂及此，成败皆运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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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围绕宋代军制，引出了曾国藩所说的“大抵用兵而利权不在手，绝无人应之者”后来的北洋新军即是赵烈文所预言“天下靡然从之，恐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军阀割据的苗头已经出现。李鸿章把这种发展趋势更加系统化，在光绪十一年开办了天津北洋武备学堂，之后的北洋军阀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段芝贵、陆建章、王占元张怀芝、曹锟都出自这个学堂。在听完赵烈文认为清朝土崩瓦解不出五十年后，曾国藩又提出了说出了新的意见，希望赵烈文能重视当朝的恭亲王的“聪明”和慈禧太后的“威断”，以此希望他们能够避免“抽心一烂”、“根本颠仆”的结局。而赵则坚持己见说，我曾见过恭亲王的小照片，认为奕訢“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断”反将使她更易受蒙蔽。
之后的一年七月下旬，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亲王奕等，几天之内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直隶总督之职位不仅使他能近距离观察清王朝的“最高层”领导，终于曾国藩得出了“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宫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在说完甚可忧耳之后，他彻底相信了赵烈文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