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宗教，首先想到的是世界三大宗教，对白莲教这些“小众”宗教，却有些不甚了解。殊不知，白莲教并非小众，在历史上曾占据着特殊地位，甚至在明朝时一度引起风波。

为什么白莲教在明朝如此盛行呢？想要究其原因，我们要先回望那个时代，从明朝宗教的发展轨迹聊起。

其实在明朝，宗教的发展到达了一个很特殊的阶段：

一方面，佛教、道教等“老牌宗教”拼命与朝廷接轨，但是由于时代使然，还是发展缓慢。另一方面，白莲教等新兴宗教不断兴起，在低层社会流行开来。

那么明代究竟有哪些“养料”，使宗教界出现“百花齐放”的景象呢？

上行下效——皇帝信教，百姓信教

在王权至上的封建时代，皇帝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虽并不官方提倡、甚至在表面进行一定程度的打压，但实质上，明朝的皇帝们还是巧妙地把宗教变成了一种统治的手段。

为了维护正统、避免与“儒学治世”的传统产生激烈的冲突，也为了减少宗教对国家政治的过分影响，明朝的统治者制订了一系列政策来处理宗教关系。

面对对各种各样的宗教，明朝政府所实行的政策也是不同的。对于占主导地位的佛教，统治者将庞大的僧人和寺院数量作为了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对于清高避世的道教，统治者注重发挥人尽其才的作用，为政府的发展作出贡献。

对于外来的天主教等“洋教”和民间兴起的白莲教等新兴宗教，统治者则采取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利用其来发展与海外、与少数民族、与民间的关系以巩固统治。

概括来说，明朝统治者的态度是允许宗教信仰的自由。不是采用过于强硬的态度，而是控制与放任相结合，发挥其作用又不使其失控。

统治者利用了宗教，而宗教也就在这样可控的弹性范围内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那皇帝本人究竟信不信教呢？其实皇帝也信教！统治者们不仅本人信教，还主持修建寺庙、编刻典藏，大规模封授法师。“上行下效”，经过这一提倡，信教的人数自然大增。

不过，明朝皇帝的偏好，却并不是流行的佛教——他们往往更倾心于道教。

从明太祖朱元璋宣称自己见过“道家三清”，到谋反的燕王朱棣声称是得到了道教大神的援助，还有曾开创“弘治中兴”的明孝宗也信奉道教。

最广为人知的还是嘉靖皇帝，信教简直是到了狂热的地步——心怀“长生不老”的愿望，整日宠信方士、炼丹求神，被道士迷的神魂颠倒，甚至让堂堂内阁首辅严嵩为其执笔写青词！

“欲观北京皇帝殿，先看青圃灵济宫。” 闽侯青圃灵济宫

嘉靖皇帝主持修建的道教教宫大高玄殿

外在条件是一方面，关键还要靠宗教自身

西方基督教有句话说得好：“上帝救自助者。”那么宗教自身又做出了哪些改变，促使其获得了快马加鞭的发展呢？

首先，儒教、佛教、道教这些主流宗教最大的进步就是从“云端”走向了底层，日趋世俗化、大众化。

秉持着关怀众生的济世情怀，这些宗教越来越“接地气”，关怀社会现实，贴近百姓生活。

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极大增加了信教人数。如后来佛教四大名山的兴起，也正是在这时奠定的基础。

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峨眉山

其次，宗教之间相互汲取精华、融合创新也促进了其自身的进步。

如我们较为熟悉的三教合一，就是旨在“借儒学的光”来“发自己的亮”。还有我们所耳熟能详的明末四大高僧。

他们并不专属于任何一个宗派，而是禅教皆通，主张宗教融合，憨山德清更是精通释、道、儒三家学说。

此外，天主教等外来宗教的传教重心，就是将本宗教进行“中国本土化”。

他们主动向程朱理学的正统靠近，极力适应中国社会独特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并从上层社会入手，结识达官贵人，很快便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传教士们尽其所能，不仅传播了宗教，甚至还得到了朝廷的任用。众所周知的传教士利玛窦就是在这时来到的中国，后来还在中国做过官。

利玛窦结交治理肇庆府的王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在中国得到了推广。经堂教育制度，原是在清真寺内传授经学的一种制度，然而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私塾教育相结合，成为了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的穆斯林在中国有着较高的地位，且他们代表的更像是一个民族团体而不是传教组织，因而可以说几乎不受宗教政策的限制。

这些，都让本不起眼的伊斯兰教在中国得到了较为普遍的传播。除了外来宗教的兴起外，在明朝时期，本土地区也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宗教——白莲教。

在讲清楚之前，要先弄清一个概念——文化是时代的产物。正是由于明朝特殊的文化环境，才促成了宗教的繁花盛放。那又是什么样的土壤，使白莲教这些民间宗教组织在明朝兴起呢？

唯物论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而宗教的本质，说到底还是一种文化。明朝虽不如春秋战国那样战火四起，但经历了壬辰倭乱、三饷加派等，明朝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相互交织，百姓的日子并不怎么好过。

心里有苦，便希望精神有所寄托，因此也就给了白莲教等民间宗教“可乘之机”。诸如白莲教这些民间宗教组织，打着寄托心灵、天神下凡的幌子，迅速在民间展开。

一切的文化来源于人的创造，最终还要回归到服务人，宗教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