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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史家万斯同对于明神宗孜孜于聚敛财富，宠爱福王朱常淘颇有微词。他写道：帝所遣矿使税使数十人，日有奉，月有进，所得珍宝不可胜计，号为人主私财。及福王之国，斥其十之九遣之。所赐庄田至四万顷，又所请杂税地，东至南畿，西至四川，使乘传来往收利，所至为之骚然。民间藉藉谓：帝耗天下以给（福）王，而洛阳王邸富于大内爱福王所带来的后果，由此也折射出万历朝后期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
明神宗画像
朱常洵生于万历十四年正月初五日，是皇帝朱翊钧的第三子。万历二十九年，皇帝册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册封朱常洵为福王。《明史·诸王传》写道：福恭王常洵，神宗第三子。初，王皇后无子，王妃生长子，是为光宗。常次之，母郑贵妃最幸，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严惩。户部赶紧报告，准备把通州粮厅的随粮轻赍银（漕粮的折色银两）结存二万四千八百余两银子，全部拨归福王婚礼之用，才免去了有关官员的处分。二万多两银子显然不够，部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向宫中老库暂借五万两银子，采办婚礼用品。
朱常洵画像
福王府邸内部装修及一应家具等，由工部负责。皇帝提出，这一切全部折价，要工部向福王府支付现金。工部以为物件折价不便计算，何况福王府自称共用工匠三万二百余工，狮子大开口，超过潞王婚礼的规格，如果折价，肯定是一笔庞大的开支。皇帝不答应，一定要工部折价支付银两。大操大办的结果是，福王婚礼费用竟高达三十万两银子。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万历六年，皇帝朱翊钧自己婚礼的费用不过七万两银子。
潞王陵
万历十年，潞王（皇帝的弟弟）婚礼的费用虽然超过此数，也只是八万两银子。此后，皇太子常洛婚礼的费用超过了十万两银子，长公主、七公主下嫁的费用，都是十二万两银子。可见福王婚礼费用三十万两银子，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何况，三十万两还不是全部，围绕福王的开支还有很多。在皇帝眼中，福王常洵与其他子女相比，明显高出一头。在福王婚礼举行之前，皇帝就指示户部，每年支给福王禄米三千石。
明朝长公主与驸马剧照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明朝开国元勋刘基的岁禄不过二百四十石即使如此，福王还嫌不足，婚后指示王府办事人员开辟生财之道，在崇文门外开设皇店，招徕进京商人车辆货物寄宿，每年收取店租一万四千两银子。户部尚书赵世卿表示反对：如果商人罢市，那么崇文门这个商业闹市原先的税收将损失殆尽。皇帝却不以为然，回复道：福王府开皇店收取店租、牙钱，是他特别批准的破例举措，可以不必拘泥于原先提出的数额，酌量征收，但务必由福王府支配。福王的靡费，与当时的财政状况形成强烈反差。
刘基石像
户部尚书赵世卿说：“苍生糜烂已极，天心示警特严，矿税貂珰掘坟墓，奸子女，每官虐民，成何世界？”皇上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日。’日以继日，更待何日也！”户科都给事中田大益（字博真，四川定远人）说得更为尖锐：“皇上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屡疏泣陈，而皇上坚塞两耳，不肯一听。一旦乱作，皇上与诸臣身之安危且不可必，尚何金玉玩好之有哉？”皇上深居九重，目不见四方之颠连，耳不闻万口之怨言。而宵人奸棍妄谓小乱易治，搜刮奇巧，蛊惑圣心，遂以优危为过计，忠赤之语为恐吓耳。积怨之民，穷极计生，斩木揭竿，四向而起。
四川现代图
前此为陛下倚信者鸟兽逃遁，张空拳以御盗，能乎？在太平盛世似乎是天方夜谭，故意耸人听闻。其实未必。万历三十四年发生在南京的一件事情，便可作为一个旁证。请看《皇明从信录》的一则记载：“万历三十四年冬长至日，百官当诣孝陵上香，将出门，兵部忽传城外有反贼万余人，乘上陵，杀诸司官，据城僭号。已闭九门，毋得出，阖城汹惧，街市不见一人次日，已擒得四十九人，付应天（府）狱。为首者刘天叙，断指挑膝筋。内外守备会鞫，拟磔者七人，余皆斩。”
参考资料
·《皇明从信录》
·《明史·诸王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