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会有纷争，何况一个诺大的国家。朋党之争在各个朝代都有存在，只是影响效果有所不同，多数以文人为主。
为什么说是以文人为主？
如果是武官，双方不服，要争个输赢，那么就出来干一架，谁胜谁负一目了然。文官就不同了，要是意见不合，各抒己见，明争暗斗，一时半会也分不出个输赢，就出现了持久的“朋党之争”。
当然，适当的斗争还是有益的，如果过度了，就成了国家的内耗，其中北宋的“朋党之争”尤为严重，可以成为反面教材，当以警示。
北宋，就是一个突出强调“文人治国”的朝代。
因为宋太祖赵匡胤是从“陈桥兵变”开始，“黄袍加身”开创北宋王朝，从而深知武官的厉害。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在他的身上重演，来了一场“杯酒释兵权”，至此确立了“文人治国”的政治路线。
宋太祖赵匡胤推行的“文人治国”方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避免“陈桥兵变”的事件再次上演，但是他可能没有预估到文官集团愈演愈烈的“朋党之争”对国家有多么大的损害。
北宋初期，文官们尚没有形成牢固而明确的集团划分，“朋党之争”对新成立的北宋王朝还构不成威胁。
随着“文人治国”路线的持续推进，使北宋时期的文官权力不断上升，为了巩固取得的既得利益，便开始拉拢人脉：
同一年考取进士的官员会以“同年会”的形式维系同窗之谊；
已经升官发财的，会在考取功名的新人当中寻找苗子，培养自己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使自己在官场上处于不败之地。
文官的利益集团就这么慢慢形成。
到宋真宗时期，文官集团的权力已经让皇帝越来越忌惮，为了牢牢的控制自己手中的权利，推行了“异论相搅”的政策。
其意图是让大臣们相互争斗，从而互相制约，强化自己手中的权力。这就等于鼓励了文官集团进行“朋党之争”。
到了宋仁宗时期，以大官僚集团为基础所形成的“朋党”之争日趋激烈。这些“朋党”实际上就是围绕个人私利而组成的利益团体。
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择手段，“朋党”之间相互诋毁、互相陷害，使北宋时期的官吏在处理问题方面毫无道义可言。
不但扰乱了官场秩序，甚至导致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并使国家逐渐走向衰亡。
到了宋神宗时期，“朋党”之争已经完全形成了一种以党派之间相互压榨的利益斗争。有些人就会打着维护新法令政策的旗号，与旧党形成鲜明的对立。旧党也会在各种言论和行为方面针对新党派。
每个人都在寻找政治靠山，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并通过各种手段打压其他党派，形成了人人自危和各党派争权的混乱局面，还使得优秀人才无法为国家所用。
这样的斗争内耗，已经没有人忧国忧民，为国家发展献计献策，各种改革政策朝令夕改，不仅耽误了农业生产，同时也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对北宋的政治、经济、生产、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深陷党派之争的官员们已经斗红了眼，无暇顾及经济发展，使当时的国家局面极度混乱。
这种党派争斗发展到后期，官员们就不再以国家大局为重，考虑谁为国家出力更多，而演变成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恩怨争斗，严重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的发展。
最终使北宋成为朝中无人可用、军中无将领兵。当外敌入侵，北宋王朝除了灭亡，还是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