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点：戊戌变法失败，间接导致“八国联军侵华”，康、梁的贡献与影响
自政变之后，德宗被禁于瀛台，遂囚至死。新党人物，如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时称“六君子”），被杀。朝臣因与新党有关而遭谪戍或降革的，达数千人。康有为、梁启超幸于事变前接德宗密诏，先逃出幸免于难。康由英舰护送出险，梁由日人护送至横滨。于是“百日维新”遂告结束，至其影响，则如下述。
谭嗣同
新政失败的影响
由于外国不肯引渡康、梁回国，对新政深表同情，此两事使慈禧更痛恨外人，而有用义和团排外、酿成八国联军入北京之祸。戊戌维新，表面虽已失败，但事实上已发生相当作用。因“庚子拳变”后，那拉太后已觉悟中国致弱系由于政治积弊丛生，知道若不变法，难顺民情，故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蒙难驻跸西安时，诏令变法。但其改革内容，不过戊戌维新之旧瓶新酒而已。
慈禧
政变后，康、梁在海外组织保皇党，倡君主立宪之论。人民亦因此次新政变失败，知非推翻清室，不足以救亡，故孙中山之革命，遂因之而更深得民心。康、梁在海外，译书办报、杂志等，鼓吹民权、自由思想，大开民主风气。因国人在海外者亦多，新思想传播，有助于辛亥革命之发展。盖新政虽失败，而散播维新种子，稳健派之君主立宪派固为其直接陶冶铸成，激烈之革命派亦何尝不是间接受其影响？论史者谓：“假令无戊戌维新，不会有辛亥革命，因风气之开，时势之造成，各省新军之训练，皆自戊戌维新启之。”
梁启超
在法律上，康使清廷明令承认民间工业，使其从洋务派“官办”、“官督商办”之桎梏下自由兴办，且使其有合法之依据，此皆赖维新所起的推动作用。“六君子”的慷慨就义、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之大无畏精神，发挥了中华民族志士“临难无苟免”的优良传统，对后来的革命志士起了一定程度的鼓励作用。
戊戌维新运动之影响不若辛亥革命之限于政体，又不若五四运动之限于文化与思想，盖暴露中国文化之积弊，剖析西方文化之真相以促成吾国之现代化，其心至诚。在政治中成就甚微，但其对中国历史与文化却有很大贡献，尤其是新学说新思想之产生。康有为推崇孔子而欲国人信奉，以孔教复兴为第一要义。他排斥刘歆之学，所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思想上起了绝大的刺激。这种疑经崇圣的思想，与后来新学术的鼓吹，有很大关系。
康、梁
戊戌维新的价值之一乃其民主精神久存。若以戊戌之民主精神总结看，其民主精神有四：一曰尊重人性文化之精神，二曰实践伦理政治之精神，三曰表现群众运动之精神，四曰恢复戊戌党人人格修养之精神等。康乃中国提倡民权之人，曾作诗请定立宪开国会折，继后先生复上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同时又提议先选才议政，许民上书言事折，立裁满汉之名，行同民之实，考定立宪国会之法、三权鼎立之义。先生以国宪未立而民权必当先典，故先生之言公民自治，非徒口头言。
康有为
康梁的贡献与影响
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的贡献及对后世影响亦不少。第一，废除传统之科举及八股。康氏认为：“欲任天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急于教育。”而梁启超则认为：“变化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显然，传统封建文化教育的老一套不能符合中层阶级的要求（此指清末而言）。他们势必要另创崭新的一套。创新必先除旧，大立必先大破，不从传统封建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无法树立他们的教育制度及培养出他们所需要的人才，故科举制度和八股文体便成他们攻击的目标。
八股文
科举制度和八股文体是厚古薄今、脱离现实的集中表现，又是废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文字游戏的典型。它要求知识分子“代孔孟之言……禁不得用秦汉以后之书，不得用秦汉以后之事”，因此知识分子只能“遨游于三代以上”，不但脱离现实生活，而且连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典章制度也茫无所知。它又要求知识分子只能按照固定的八股格式做文章，甚至连字数都是规定了的，结果只能是望题生义地拼凑一阵，乱写一通，只要楷法工整，“则虽一书不读，一事不知，亦可以致高位，持国柄”。
清拆科举
在这种制度下所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只能是愚昧无知、抱残守缺的卫道者，只知道拿着几本圣经贤传来反对一切新生的事物。所以，康、梁竭力反对这种制度。梁启超说：“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科举八股虽一度因康、梁戊戌变法失败而恢复，但不久正式被清廷宣布废除。
第二，启发清末革命运动。康有为、梁启超所领导之戊戌维新运动，在历史上好像瞬间凋谢的昙花一现，并没有结出累累的果实。但它仍有重大的意义，因人们久处封建闭塞的统治，忽然吹来一股新鲜的气息，使麻木惯的人民不仅从戊戌政治运动中认清了国家的面目，而且也从戊戌思想运动中吸取了解放的力量，把摆脱外强对祖国的侵略和传统思想的束缚的运动推前，这样就使得中国的政治局面很快地从改良主义的阶段跃进到中层分子革命的阶段。且康、梁在维新运动要求发展君主立宪，挽救瓜分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主张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要求从传统的旧思想中解放出来。因此，康、梁的思想和活动是进步的，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中层分子启蒙运动的一页。
公车上书
第三，抨击专制皇权观念。康、梁在“国家利益”和“全民利益”的盾牌下，竭力倡导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力争从专制君主制度和皇权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一种很大意义的进步，因为君权神授观念是封建专制的一块重要基石。
总结
康、梁跨进了一大步，他们提出了君民关系的崭新观念，拆穿了几千年来君权神授的全部谎话，尽管维新派并不愿意推翻皇帝，但仅仅这样一个新观念的提出和传布，在客观上便不能不发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富人们从君权神授的迷信中一旦解放出来之后，就有可能继续迈进，走上推翻帝制的革命道路。所以戊戌时代的思想解放，成为以后许多知识分子的进步革命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