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标准的只有两个半人：孔子、王阳明、曾国藩算半个。

儒家认为，历史上达到圣人标准的只有四个人：孔子（儒家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心学集大成者）。

中国历史上，文人用兵当以三个人为最，他们分别是：诸葛亮、王阳明、毛泽东。

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圣人，那就是孔子和王阳明。

由此可见，这每一个最高的评价中，都有王阳明。

王阳明是何许人也？他究竟有什么本领能和古之圣人孔子，一代先贤诸葛亮以及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相提并论呢？

王阳明，名守仁，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以及陆王心学集大成者，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型人才之一。他文能修身齐家，著书立德；武能治国安邦，平定天下，真真是百年不可多得的大圣贤。正如王士祯所言：

“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那么，王阳明究竟有哪些令人仰止的地方呢？

一、立言：心即是理

王阳明融合儒、释、道三家之精华，打破僵化的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的窠臼，创立与其分庭抗礼的心学，成为儒学又一宗，自古传承，影响深远。

他青年时，遍读朱熹的著作，对“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甚感兴趣。他曾为了追寻真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然而一无所获，人却因此病倒。从此，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为他后来悟道埋下了伏笔。

在一次被贬中，经历过生死之后，王阳明豁然开朗，他认识到：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这段时期，他写了“教条示龙场诸生”，史称龙场悟道，这一“道”传遍中外，对中国和日本影响犹大，信从者更是不计其数。

正如三岛毅对王阳明的评价所言：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

究其一生，王阳明受到道家的影响要明显多于佛家，但终究不离儒学本质。他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的思想，反对理学中通过事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提倡“心即理”，坚持从心出发寻找“理”，认为“理”在人心，影响了一代哲学思想的形成。

二、立德：知行合一

王阳明创立“知行合一”，是一种行动的儒家思想，他强调要内圣外王，达到“此心不动，随机而动”的至高境界。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他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知行合一”即行亦是知，知而不行，还是未知。同时，知也是行，一念而发，便是行了。知和行两者“扎根在同一个本体之上”，只有“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才可破除知、行两者之藩篱，这一过程便是“立志”。

钱穆在《阳明学述要》里，将“立志”简洁明晰地解释为“良知栽根处”。正是借助这一中介，“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这两个重要概念才得以打通。

这一观点，历来被众人所引用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意为学以致用，这点其实与王阳明的思想相悖。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一直影响深远。

“一生低首拜阳明”，王阳明值得日本东乡平八郎这样崇拜，更值得一代大家曾国藩推崇他：

“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禹下”。

三、立功：平乱建功

《明史》道：“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

王阳明不仅是一个儒家学者，还是一个战无不胜的将才，他不仅拥有杰出的政治才能，还能熟练发挥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公元前1516年，由于赋税徭役沉重，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很多农民走投无路不得已做了起义军，占山为王与朝廷对抗。朝廷派军征伐都屡屡失利，对此明军实在束手无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起用了王阳明，任命他为巡抚。

王阳明初到任上，首先推行“十家牌法”，断绝当地居民与起义军的联系，正所谓“攻敌先攻心”；接着针对兵源不足采取措施，招募军队，选练民兵；最后分析形势，决定先易后难，先攻打较简单的起义军。不到两年时间，王阳明便击溃起义军，解决了这个令朝廷时刻担忧的心腹大患。

王阳明在剿匪途中，突闻宁王朱宸在濠举兵叛乱。他猜测宁王必先攻占南京，所以虚张声势，利用假情报迫使扰乱宁王判断。历时仅仅三十五天，王阳明便一举拿下叛军，因此被朝廷封为“新建伯”。

平乱后，王阳明因病情加重，不得不告老还乡。临终时，门人弟子伴左右，问其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观其一生，心明如镜。正如后世对他的一生的总结所言：

“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

这才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