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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材晋用春秋时期，晋国当以粮食和盐业贸易为大宗公元前647年，晋国大旱，严重缺粮，秦国就通过渭水东下，然后溯黄河进入汾河，将粮食运到晋国首都，史称“泛舟之役”。这就是一次规模很大的粮食交易。春秋时期，楚材晋用颇值得称道。《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楚国令尹子木问声子：“晋大夫与楚贤？”声子回答说：“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才，晋实用之。”
大旱
这里的楚材晋用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楚国的人才被晋国重用一层是楚国的资源被晋国利用。其实，楚材晋用不只限于杞梓、皮革。《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文公流亡至楚时曾对楚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可见，早在春秋前期，楚国的商品就已经远播黄河流域。由此看来，正是因为晋国充分运用了其他国家的资源，才为其称霸百年奠定了基础。
黄河流域
春秋中后期，青铜器也成为晋国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商品侯马铸铜遗址发现了大量青铜礼器，这些青铜器制作大都华而不实，在用料上和工艺上都讲求省工省料。如为了节省铜料，绝大部分铜器的器耳、足和捉手等部位只有表层2～5毫米是用铜制作的，其内都填有泥芯，同时在铜器中加入一定比例的铅以节省铜料。而在生产工艺上，采用模板翻制，严密拼装大大提高了生产的效率。
青铜礼器
总之，侯马铸铜遗址制造的青铜器专业化和标准化程度很高。侯马铸铜遗址Ⅱ号区发现铜礼器范，整范有461件，带钩范719件，已经达到了批量生产的规模。苏秉琦先生认为：“商品化的礼器铸造，在青铜时代晚期是重要行业。这种商品化的礼器大概已成为交换流通中的大宗而为交换流通中的大宗，至于带钩类生活用器物当时已是热门货。这类器物的生产与流通，在当时晋国经济中可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青铜器
江苏六合程桥、河北怀来辛堡，太原金胜、潞城潞河等地都发现了春秋晚期刻镂图像的铜器。江苏六合程桥的战国刻纹铜盘、河南淅川和尚岭的卷云纹填漆鼎、四川成都京川饭店的战国兽纹铜镜以及山西浑源李峪代国墓的春秋中晚期晋系青铜器，虽然时代上有早晚之分，但都能在侯马陶范中找到渊源。四川成都京川饭店的战国兽纹铜镜与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的兽纹镜形制、纹饰、大小完全一致，而后者比前者要早，很可能这面铜镜是通过当时商业贸易的方式到达四川的。
铜盘
另外，春秋后期土地也成为商品，加入了交易的行列公元前569年，魏绛提出和戎政策他指出，和戎有五利，其中之一就是“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可贾焉”。此后晋国与诸戎议和，这种关系维持了2年之久，晋国从戎狄手中买到了大量土地，致其北境大大拓展。除了和戎人购买土地以外，由于私家实力的逐渐强大，井田制受到破坏，晋国境内的土地也出现了买卖。战国时期，冶铁业兴起，三晋地区许多商业都会都是冶铁中心，铁器成为商品交换的大宗。商人作为一种职业，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不仅肯定了商贾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而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巩固。
铁器
春秋时期，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无大绩于民故也”。可见，当时的商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财富干预政治。战国时期，商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三晋丰富的资源和便利的交通吸引了大量的商人来这里创业和发展，为商人阶层的发展提供了沃土。鲁国人猗顿原来是个穷士，但他“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
参考资料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