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大多都知道中国挨打了，而且被打得很惨，丢了香港不说，还得赔款。但是，挨打的原因仅仅是因为鸦片吗？鸦片自然是要因之一，但不是全部。
我们想要透彻地了解一个事件，得先看看事件爆发以前，双方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发生了哪些交集，各自又有了哪些变化，毕竟有来龙才有去脉，有前因才有后果呢，对吧。
咱们先说英国。早在1764年，这一年是大清朝乾隆二十九年，那个发现了水烧开时的水蒸气能把水壶盖顶开的瓦特，开始考虑改良蒸汽机。
1767年，一个叫哈格里夫斯的纺织工人，发明珍妮纺纱机，这台机器称得上是真正的机器。1768年，曾做过理发师的阿克莱特创设了纺纱公司。
到了1815年，这一年是嘉庆二十年，蒸汽机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进，开始广泛应用于造船、火车、机器生产，随即加强了世界各地之间联系，以机器生产代替了传统的手工业，大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次历史上的巨大变革，统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
而自古以来就自视甚高，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华夏民族中国大地上，还是千年不变的在磕头，在读四书五经，在手工纺织，在下地干活，在自给自足，在各家自扫门前雪，在夜郎自大，还有的，在抽大烟。
而且绝大多数人地理知识很有限，都认为天下就是中国，中国就是天下，千百年来一直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后，生产效率大大的提高，国内的物产需求很快就满足了，且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于是需要另找市场消化产能。当他们发现了中国这个有四亿多人口的庞然大物以后，他们除了吃惊以外，更多的应该是兴奋，因为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品消化市场，
他们觉得，这四亿多人口都成为大英帝国消费者的话，那英国的工厂昼夜不停的运营个几百年不成问题。于是便瞎猫撞死耗子般的把英国的各类商品运往中国，有吃西餐的刀叉，还有钢琴，纺织品。
直到今天，在中国最主要的餐具还是筷子，更何况那时候。没有数据表明，清朝时我们中国有多少人会弹钢琴，但那时我们中国人绝大多数还不识字呢，哪有心思学什么乐谱？宁弹棉花，不弹钢琴。
纺织品倒是需要的，谁能不穿衣服呢，但是大多数妇女都会织布，古时的“孟母断机杼”“男耕女织”，穿衣服这个问题早就能够自我解决了。
英国佬铆足了劲，想把他们通过机器生产的大量商品卖到中国来。可这时的中国，是什么状况？对于英人的商品贸易是如何反应？
纵观清朝一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他们统治的时期合起来长达一百三十余年，在这期间的综合国力和社会发展，比此前历朝历代任何盛世相比，毫不逊色，俗称“康乾盛世”。
统治者英明，社会安稳，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人口因此就急剧增长。早在康熙年间，入关不久，又经历了明末农民起义人口骤减，所以这个时候，全国人口不过数千万人。
可到了乾隆、嘉庆年间，人口激增至近四亿人口，将近建国初期的二十倍。可我们国内的耕地的增长是很有限的，不过七八亿亩，耕地数量变化不大，需要养活的人口数量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人均土地越来越少，与其并行的，人均口粮也越来越少，渐渐地，就会有人饿肚子。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 “贫而后卖”，可是卖掉以后，就再也“无力复买”。
就这样，土地兼并问题日趋严重，到鸦片战争前期时期，全国超过60%的老百姓没有土地，都成了租地种、苟活的佃户。
先说乾隆爷的私田，包括内务府、宗人府，直接或者间接掌控在皇帝手里的土地，从乾隆皇帝初期4300万亩，到嘉庆年间8300万亩，几十年间翻了一倍，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0%！
再说官僚，大名鼎鼎的贪官和珅，被抄家时的土地有将近80万亩，还有鸦片战争期间的直隶总督琦善，个人拥有的耕地竟然达到了竟然的256万亩！还有民间的地主，他们拥有的土地从几万亩，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亩的，不乏其人。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自从管仲把国人的职业分为士、农、工、商以后，商人的地位，几千年来一直是低得可怜。明有沈万三，清有胡雪岩，虽然都曾家累巨万，但是下场都不太好。
根植于我们中国人心底根深蒂固的一个情结，就是一定要科考、做官、走仕途，今天是不是也这样？
所以几千年来，做官的都是高人一等，商人再有钱，也不被人所瞧得起。比如“无商不奸”“商人重利轻离别”。不过今天，商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所以那时的商业税我们历来都不怎么瞧得上眼，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农税了。而且，千百年来，我们一直讲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己解决吃穿问题，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如果有物质需求了，也是首先考虑以物易物。
我们中华大地的劳苦百姓历来讲求自给自足，对于英国人带来的各种洋玩意，应该是挺好奇，但是花钱购买的欲望不大。关于英国大机器生产的纺织品，我们根本用不上，自己完全能解决，用不着花钱买。
政府同样也不怎么当回事，所以，对贸易税也没瞧得上眼，税额也没有明确。洋人每每带着货物来到中国的时候，都要跟中国的官员谈论税的问题，就跟市场买菜一样，还要讨价还价。
因为没有明确税额，所以给海关人员留了很大空间，洋船的到来对他们来说都是发财的好机会，可以趁机捞一笔，大胆索贿。
今天的贸易税额，已经是非常清楚明确了，贸易税额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中美贸易战。进口税额也是对国家经济的保护，比如，汽车税。
全中国，能够开放与洋人做生意的通商口岸仅限广州，与洋人做生意的中国人和团体，也是清廷特别批准的，俗称公行。洋人的货物进入中国，以及中国的货物出口到海外，必须经过公行。除此以外，任何人、机构不得直接跟洋人打交道。
清廷政府官员关于觉得，与这些卷毛蓝眼怪物的打交道，有失体面。所以洋人与清廷政府官员的往来文书，也必须通过公行转交，不得自行直陈。而且，必须要用下级向上级汇报的格式，清廷政府官员回复，则采用上级对下级命令的格式。
洋人想来到中国，家属不能同行，必须先在澳门待命，得先把此行的目的、身居何职位、国书递交北京，待北京批准以后，方可进入。即使批准，也仅限于公务，公务完成以后不得在广州居住，只能住在澳门。
英人对上述的贸易条款，恨之入骨。所以英国非常希望通过某些途径，来改善经商关系和营商环境、扩大经商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