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汉代的察举制；第二个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第三个是开始于隋唐、成熟于北宋、延续到清末的科举制。简单地说，察举制是以德行取人，九品中正制是以出身取人，科举制是以才华取人。
古代中国选拔精英的制度，为什么会从察举制，中间经过九品中正制的过渡，最后定型为我们非常熟悉的科举制？科举制确立之后，难道真的彻底解决人才选拔问题了吗？
从察举到科举
在古代，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不是军人政治，就是贵族政治。当官的，要么是有显赫军功的武将，要么是出身于世袭贵族的名门之后。唯独中国，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确立了一套文官政治，这是中国的一大骄傲。文官制度欧洲可是到了近代才有。
文官政府中的官员从哪里来？汉代开始的察举制度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建立的。
所谓察举，就是地方官把民间口碑好，有道德又有才干的人才推荐给朝廷。有德又有才，这个标准基本上就来自儒家对君子的定义。察举制度可以说在汉朝立了大功。大一统帝国最头痛的问题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古代中国历朝历代中，汉朝可以说是这个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就是因为察举制能够平衡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让朝廷有权力，郡县也有活力。
为什么呢？
察举制跟后来的科举制不一样，它不是由上而下选拔官员，而是由下而上，让地方来推荐人才。这样就能把地方的人才笼络到中央，然后再有计划地让这些人出任地方官。朝廷就在保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跟地方共享权力。地方上的精英，包括豪强和士人集团等等民间势力也有了发展壮大的空间，成了汉代民间社会的中坚力量。
但是，察举制也有它天然的问题。地方官凭什么标准推荐人才？任人唯亲行不行？不行。地方官是伯乐，但千里马的标准不是他说了算。当年没有民主票选，是由乡间德高望重之辈来评点推荐，所以察举制又叫作“乡举里选”。选拔精英既然不是由上面说了算，而是由民间舆论说了算，那么，民间被谁把持？当然不会是平头百姓，而是那些地方精英。等到像袁绍这样四世三公的世家大族崛起，他们逐渐垄断了精英的选拔权。
到了魏晋南北朝，官场成为豪族的天下，谁能往上流动，不是看德性和能力，而是家族出身，于是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豪族”的阶层固化格局。这样，只看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就出现了，这个制度是和当时天下分裂、贵族比较牛、王权比较弱是有密切关系的。
不过呢，等到隋唐重建了大一统，权力重心上移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一统天下的皇帝要树立自己的权威，没有自己人是不行的。贵族出身的都很高傲，不听皇帝的，只有平民出身的才会听话。所以，隋唐需要一个新的人才选拔制度，不是看出身，而是看才华。谁的诗文写得好，就能平步青云。于是，科举制度就出现了。
一直要到北宋，科举制度才完全成熟。原因很简单，贵族门阀彻底解体了，皇帝打败了最大的敌人贵族，可以集中大权，按照自己的标准选拔精英了。原来通向官场的两条跑道，门第这一条彻底关闭，只剩下了科举一途。对于广大底层的读书人来说，科举制打通了社会的上升通道，考卷面前人人平等，底层精英与世家弟子可以在考场上平等竞争了。不过，你要知道，科举制度形成的新的精英，跟过去那些有显赫家世的贵族精英不同，他们不敢在皇帝面前过于嚣张。权力的天平，就越来越偏向皇帝一边。
实质合理与形式合理
察举制和科举制，一个重德行，一个重才华。选拔标准的不同，会带来选拔方式的差异。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吧，察举制有点像如今的提前录取，综合考察全面的素质；而科举呢，有点像普通的高考，一张考卷定终身。
哪种方式更好呢？在我看来，察举制是一种形式不合理、实质合理的机制；科举制正好倒过来，是一种形式合理、实质不合理的机制。
不妨比较一下。先看察举制。察举制从道德素养、知识水平和治理能力三个方面综合考量人才，还特别重视乡间舆论对他的评价，这当然很好。但问题是，察举制在执行层面缺乏客观标准，是真人才还是假冒货，完全取决于地方官的主观意志。是否真的有伯乐的眼光，是否能够秉公无私？察举制对主持选拔的官员道德要求很高，一旦官场风气腐败，察举制就没了制度约束。
察举制因为缺乏一个刚性的客观标准，就不免让各级官员有营私舞弊的机会，吃亏的往往是底层的贫寒子弟。所以，察举制后来蜕变为只讲门第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九品中正制度之下，当底层精英缺乏往上层流动的管道时，很容易铤而走险走入反朝廷的江湖社会。
隋唐、特别是北宋以后建立的刚性的科举制度，要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有了科举，选拔官员就有了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体系，不用被其他标准影响。科举考试，连考生的名字都要糊住，甚至还要雇人重抄一遍，让考官看不出笔迹。这样，不管你有没有背景，只要题答得好，就有机会改变命运、平步青云。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场上的成功者，据统计有一半是平民出身，三代以上没有功名。科举制解决了大一统王朝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何通过社会流动来维持政治的稳定。只要平民精英还有机会往上流动，哪怕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哪怕有再多的不满也只是说说而已，在行动上还是一门心思考科举，渴望金榜题名啊！
不过，科举的形式合理，是以牺牲实质合理为代价的。宋代以后，科举考试为了防止徇私舞弊，变得越来越严格，越来越规范。考卷面前人人平等，形式化的应试标准建立起来了，逐渐形成了一套越来越僵硬死板的考试方式。明清以后，在内容上考的是朱熹作注的四书，在形式上用的是八股文。
你看，形式合理的应试标准，未必实质也是合理的，它可以防止滥竽充数的庸才浑水摸鱼，但真正有想法、有个性的人才，也很容易被阻挡在门外。那些拼命读书的考生们，感兴趣的不是知识和道德，在乎的是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
所以，古代不少大儒痛心疾首，感叹科举败坏风气，功名场上出不了人才，也培养不出儒家所希望的君子人格。为了培养既有博雅知识又有高尚德性的纯正儒生，我们前面提到的朱熹、王阳明这些大儒们，纷纷开办民间书院，比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等。
有意思的是，就在科举制成熟的宋明两朝，也是书院最发达的时代。书院与科举的区别在哪里？对了，科举导致的是应试教育，而书院呢，重视的是素质教育，以儒家的道德人格教育为中心，不再把写好八股文当成唯一的标准。
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很多时候都是冲突的。究竟察举制好还是科举制好，这是一个永恒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