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庞大的汉人帝国如同泥足巨人，在外力的轻轻一击下迅速崩解，胜利是如此轻而易举，以至于清庭自身都感到的头晕目炫。
“由北向南，其行若速，恍若梦中矣！”
而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亦不得不感叹清朝“国初创业太易”。
1644年形势图
实际上，真正使得清王朝瞬息之间踏平中原征服江南的，并非军事实力。从进入北京到平定南京弘光政权，清军仅在潼关附近、太原和扬州有过较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大部分清庭之敌，不论是前明还是李自成，只是望风逃跑或者投降，而这其中不乏实力强横的地方政治军事势力。
事实表明，是灵活多变而富有远见的政治策略，而非军事力量清庭的胜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方面，李自成从北京败溃逃亡西安后，称强一时的大顺政权迅速瓦解，从北京到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都实际上处于地方自治的状态，谁能够迅速收服这些地方力量，谁就能率先建立政治优势。
对于当时的形势，多尔衮有着清醒的认知，他采取了一系列相当务实的政治策略，设法吸引这些举足轻重的前明故臣效忠清庭。
首先，在入京初期，多尔衮尽可能地维护前明士绅的财产，并严明法度，建立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入京之后，八旗军队在多尔衮的严令下一改抄掠无度的习性，并谨守法度。
其次，多尔衮对前明故臣和大顺官员，采取了一贯收纳的政策，这使得清庭的势力范围迅速向河北、山东、山西蔓延，并建立了相对稳固的统治秩序。
入京第二天，多尔衮即下令：“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如虚饰假冒者罪之。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清世祖实录》）甚至许诺只要剃发归顺，地方官即可各升一级。
归顺者大多熟悉民情政务，具有相当的经验和威望，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稳定地方。前明顺天巡抚宋权宣布降清，多尔衮让他继续担任顺天巡抚。宋权征税赋、兵役、慰农耕，荐行地方人事，皆得其能，而该地区的形势也迅速安定下来。
南明东林党领袖钱谦益投降大清
多尔衮在这些人的帮助下，不但迅速稳定了入京后的地方形势，还通过此辈的声望招揽了更多的前明地方势力效忠。山东官员王鳌永受命招抚山东、河南，通过其人脉关系，迅速帮助清朝收揽了整个山东；沈惟炳则拟定了一份包含北方各省的重要前明故臣的引荐名单，通过对这些人任命，清庭很快稳定了在北方的统治。
事实上，多尔衮之所以能够迅速收服前大顺统治区官员的人心，还得益于南明弘光政权决策者的愚蠢。
清庭入京后，前明官员出于对异族的恐慌，大量南逃，归顺南明。南明却因北方官员曾经投贼的失节，而大动干戈，对这些南投的北方官员进行激烈的排挤甚至迫害。
实际上，对于乱世之中士大夫而言，其最关心的并非用来忽悠民众的“舍生报国”（谢升就打出了这样的旗号），而是自身的政治地位和财产安全。就像两汉之间的豪绅耿纯劝谏光武帝时所说的那样，“士大夫们之所以抛亲眷离家乡，随大王拼搏于刀箭之中，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罢了。如果大王不能给他们这样的盼头，臣恐部众离散就为期不远了。”（《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第一）
而李自成之所以迅速崩溃，并非其军队数量不足，而是其对于争先恐后投降他的明臣，不但吝予官职，还拷掠太甚。在争夺士心的关键时刻，南明同样犯了类似的错误，以大义名分迫使亲附者远离（当史可法去招揽山东谢升的时候，却遭到当地士绅的冷遇。）。
只有多尔衮正确认知了时局，并作出了恰当其时的决定。
当李自成在北京抄掠财物的消息传到沈阳时，多尔衮的谋臣范文程欣喜若狂，断定李自成不过盗寇之辈，必不能久，并建议多尔衮做好准备南下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