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1年，明朝万历年间，苏州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暴动。上万名织工手持木棍走上街头，又是打人又是纵火，搞的苏州城内人心惶惶。
按理说，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地方政府应立即出兵镇压才是。奇怪的是，时任苏州知府的朱燮文却未派一兵一卒，对闹事者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是为什么呢？
一切得从一个叫孙隆的税监说起。
税监是干什么的？就是皇帝派到地方上向民间征税的人，这个职位往往由宦官担任。虽美其名曰“征税”，说白了就是搜刮。这种人通常不受待见，但是地方官员也得罪不起。
江南在当时已经是中国的商业中心，纺织业很发达，不少人因此发家致富。孙隆抵达苏州后，向当地的机户提出征税方案：每台纺织机收三钱银子，每匹布收五分银子，每匹纱收三分银子， 若按照一两银子等于十钱银子计算，总共加起来半两不到。看似数目不大，可机户们依然无法接受。
这些机户大多是做丝绸的，丝绸之所以利润高，除了商品相对稀缺，政府的低税率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孙隆这套征税方案一公布，机户们就不爽了，这不摆明了想从我们身上割肉吗？
为了抗税，机户统统关门歇业，这下有一群人可就惨了，他们是苏州的纺织工人，他们从此丢了生计。
可是在工人们看来，这并不是东家的错，一切都是由税监造成的。他们决定联合起来找孙隆讨个说法。没过多久，他们就聚集了一万人，浩浩荡荡向税官的住所走去，接下去就发生了开头说的那一幕。孙隆见状赶紧逃到了杭州。但还是有两名税官被愤怒的群众打死了。
最后，事情传到了万历皇帝的耳朵里，为首的八名机工立即被逮捕并判处死刑。然而，苏州知府由于害怕酿成民变，迟迟不敢执行上级的命令，这些工人后来也被释放了。
万历皇帝
这就是万历朝著名的苏州织工暴动。它虽然只是历史的一个小插曲，背后却标志着明朝国运的转折。
元朝灭亡之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繁荣稳定期。16世纪初，中国的人口大约为1亿人，之后以每年大约0.5%的速度不断增长。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大量农村劳动力涌进城市，从农民变成了带薪的雇工。而纺织业是吸纳工人最多的产业之一。
伴随着人口增长的，是技术进步。在明代已经出现了新型的轧棉用的搅车，可将生产效率较以往提升四倍。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水力纺纱车，比西方的同类发明早了一个多世纪。
工商业的发达，就得使用大量的货币。那么问题来了，钱从哪儿搞。
明朝初期，政府首先想到了印纸币。毕竟，中国从北宋就开始流通纸币。宋朝的纸币叫做“交子”，咱们读中学历史的时候就知道。
北宋交子
北宋的纸币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也是金融史上的一项伟大创新。纸币使交易的便捷性大大增加，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有国家的信用背书。纸币在本质上是社会信任的产物，如果没有政府信用作为基础，那仅仅是张废纸而已。
但信用不是空壳子，它的背后必须有准备金为支撑，作为货币信用体系的压舱石。所以，宋朝发行纸币的同时也规定，纸币随时随地可以兑换成钱币或银子。这一制度在元代被继承下来。
明朝开国之后，朱元璋也想发行纸币，但政府却没有足够的准备金。
朱元璋
宋元时期的准备金以铜币为主，但是经历了元末的战乱，全国各地的铜矿大多荒废了。但为了让经济迅速恢复，政府发行了纸币“大明宝钞”，并规定可以和铜钱、黄金和白银一起使用。
但这套货币体系有个重大缺陷，老百姓只能拿真金白银换纸币，却不能用纸币换回真金白银。结果可想而知，大家都不用纸币了。
虽然政府下令禁止用金银做交易，但由于人们对纸币不信任，金银仍以各种形式在地下流通。而政府发行的宝钞则越来越不值钱。终于到了15世纪中叶，白银再次获得了合法的地位。
到了16世纪后期，随着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推行，政府更是干脆以白银作为统一的税收支付方式。从此，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开始依赖白银了。
张居正
随着国家金融体系重归“银本位”，社会对白银的需求大幅增加。加上中国有庞大的人口与不断发展的工商业，更是迫切需要源源不断的白银。然而，中国本地的银矿稀少，这是历朝历代政府头疼的问题。
而此时世界的另一端发生了一件大事：欧洲人发现了美洲。美洲有大量白银，欧洲人征服了当地之后，开始大规模开采美洲的银矿。这些银子有一个巨大的市场，那就是中国。
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来自美洲的白银，就不会有明朝中期江南经济的大繁荣。白银在为帝国积累财富的同时，也让中国融入了整个全球贸易体系。
我们过去通常以为，中国从明代起就开始闭关锁国，渐渐落后于世界。但真实的情况可能不是这样，从16世纪末开始，中国曾长期占据着全球贸易的中心位置。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欧洲人，他们虽然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但除了坚船利炮，并没有值得一提的商品。至少对东方人而言就是如此。东方社会比美洲发达的多，欧洲人也不可能像对待美洲人那样采取野蛮的军事征服。因此，他们就只剩下和中国人做生意这一条路。
但欧洲商品对中国人没有多大吸引力，欧洲人有些什么呢？大多是羊毛、玻璃之类的东西，中国人对这些不太感兴趣。一直到19世纪初，中国人仍旧视欧洲的工艺品为“奇技淫巧”，非常不屑一顾。但来自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在欧洲却大受欢迎。尤其是丝绸，一度被西方人视为高贵的象征。
结果就导致了中国与西方产生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国不断向西方出口商品，而外国则向中国支付大量的白银。西方人甚至把当时的中国比喻成世界白银的“秘窖”。
不过从长远来看，这样的结果并不是欧洲人想要的。因为这等于变成了他们只能从中国人那儿买东西，自己的货却卖不出去，钱全都流进了中国人的口袋。虽然欧洲人也能从贸易中获得一些好处，但终究赚不了多少钱。
更严重的是，中国对白银的海量需求，使得世界的白银价格不断上升。终于，西班牙第一个坐不住了。他当时控制着美洲的大片殖民地，命令殖民当局对美洲出口到中国的白银进行限制。就这样，流入中国的白银开始减少。而明朝政府对这一切几乎毫不知情。
不知不觉中，流通于中国市场上的白银越来越少。这不仅影响到民间，更影响了政府的税收。由于白银减少，民间纷纷囤积白银，这又导致国内白银的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了财政的恶化。最后，为了填充国库，皇帝只好派人直接向民间征税了。
然而，从地方政府到工商阶层，他们对朝廷的这种做法非常反感。因为商业税已经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向商人征税，不仅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更是触动了地方政府的蛋糕。所以，地方政府通常不太配合税监的行动，对他们表面上笑脸相迎，实际则阳奉阴违。甚至纵容民间的不满分子与朝廷对抗。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当初苏州知府朱燮文不愿意派兵镇压织工暴动，他对孙隆的解释很简单：我的兵是用来御敌，不是来镇压老百姓的。
当带头起事的织工入狱后，苏州市民争相前来慰问，他们给织工端茶送饭，将他们视为城市的英雄。也许，这正是这群织工日后被释放的原因，他们的举动为自己赢得了民心。
而对于明王朝而言，这场暴动却成了帝国衰败的序曲。白银存量的减少，加速了明朝后期的财政危机。而地方政府在处理民变问题上的不作为，则反映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已经出现深刻的裂痕。在日后的农民战争与清兵入侵中，明朝政府的动员能力之低下，使其最终尝到了灭亡的苦果。
但是归根到底，明王朝缺乏坚实的货币信用体系，加之对外国白银的高度依赖，导致对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缺乏任何抵御能力。这一切的一切，最终把他推向了灭亡的深渊。明朝的故事告诉我们，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货币问题可能关乎一个国家的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