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1月，广西爆发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席卷东南半壁江山。于1853年，定都金陵，改为天京，正式和清朝分庭抗礼。

1852年12月，太平军攻占湖北重镇武昌，朝廷震动，就在此时，曾国藩奉命出山办理“团练”。1853年8月，曾国藩创立湘军，开始了与太平军长达十余年的恩怨，并于1864年6月攻占天京，剿灭了太平天国运动。

湘军和太平军是当时战斗力最强的两个军队，如果当初朝廷派曾国藩赴广西办理“团练”，那么太平天国运动也许就不会爆发？

广西的形势

19世纪40年代的广西，主要有地方官府、地方团练、天地会匪徒、拜上帝教四大势力。

地方官府

广西可以说是当时全国最腐败无能的官府之一。广西巡抚梁章钜整日吟诗作对，对政务不闻不问，还把办理盗窃案的官员称为俗吏。因此官员们很排斥这种案子，甚至隐瞒不报，导致盗贼势力越来越大。

前院司以文酒征逐为豪举，于地方惩办盗案之员目为俗吏，或加之摈斥，有司讳匿不报，遂至盗势益张，涓涓不塞，终成江河。

继任的郑祖琛也是一个官场老油条，在他任内广西各地起义不断，起义军杀死不少官兵，包括守备、千总等不下一千人。但是郑祖琛只上报千分之一，其他被杀的官兵向上称病故。每当处决囚犯时，都会像上天祈福，又或者私下将死囚释放。

广西官吏，上至巡抚下至州县，个个玩忽职守。以人证物证不齐为由延期的盗窃案高达五百多个，没有记录详细案情的也有二百多个。由于驿站的马太少，而且疲惫，日行不过百里，和官方要求的日行六百里相差甚远。

广西腐朽的封建统治，激化了人民的反抗斗争，为“拜上帝教”的宣传提供有利的民众基础。叛乱的消息也无法及时有效的传递到朝廷，让各地起义迅速蔓延开来，造成燎原之势。可以说，太平天国运动是在没有丝毫镇压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太平天国起义前后准备将近五年的时间，但凡当地官府有一点点作为，哪怕带兵围剿一下，早就可以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

地方团练

地方官府毫无作为，那只能寄希望于地方团练了。广西的地主富商不愿意出钱办理团练，导致地方团练建设严重滞后。到了道光二十七年左右，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当地的地主富商感受到了威胁，于是积极开展地方团练。

所谓团练，就是由地方乡绅出资，招募当地百姓，进行日常训练，其主要的任务是维护当地治安，具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团练不需要政府出资，一般由当地乡绅出资，在当地正规军编制不足的情况下，官府还是提倡团练。

但是团练势力太大，反过来会影响到当地军队的利益。如果各地团练团结起来，一起反抗官府，官府就会受到团练的挟制。总体上来说，官府和团练的利益是一致的，由于起义是直接威胁到地主的利益，所以有些时候，团练在镇压起义方面比官府更积极。在广西官府如此腐朽的情况下，当地的团练代替了一部分官府的职责，如果没有这些团练，太平天国运动影响的范围也不止在金田村附近一片区域了。

天地会匪徒

广西在清代是比较落后的省份，土地兼并和剥削很严重，当地流传一句谚语：一锄供官二锄吏，三锄甲差四皂隶，五锄六锄头人把事，七锄锄到自家。

在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吏的双重剥削下，广西的农民常年生活在饥饿线上挣扎，农民的处境是：

六月新债催，十月新租急。

两造谷穰穰，终岁无一粒。

道光年间，广西开始流行“天地会”组织，但是广西的“天地会”不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是以“结伙抢劫、劫富济贫”作为主要的活动内容。这反映出一部分农民开始不满地主残酷的剥削，继而团结起来对抗封建统治。

为此，当地官府宣布严禁加入天地会，还特地颁布《乡约条规》，要求百姓继续在封建道德和法律框架下生活：孝顺父母、尊敬兄弟、和睦族邻，不要赌博、奸淫、打架、结交匪人，要求地主善待贫苦之人，希望缓和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鸦片战争的爆发进步冲击广西的地方秩序，由于裁撤兵勇，壮丁失业，大批广东的水手、纤夫等失业和无业之人前往广西讨生存，这无疑进一步激化广西的动乱：

自英夷滋事以来，粤东水陆撤勇，逸盗或潜入梧、浔江面行劫，或迭出南、太边境掳掠，勾结本省土匪及各省游匪，水陆横行，势渐鸱张。

道光后期，广西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愈演愈烈，初期只是结盟，抢劫有钱人家，土匪伪装成难民，成群结队，向有钱人家所要钱粮。到了后期发展成为攻城略地，将城内财物洗劫一空，更甚者劫杀官兵。以至于当地“七州一府”的绅士、秀才、举人联合给朝廷上书，要求朝廷派兵镇压，保护他们的身家性命。

拜上帝教

1843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冯云山是最早的三个信徒之一。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前往广西传教，不久，洪秀全返回广东，冯云山则继续留在广西发展教众。短短的几年时间，冯云山吸收了当地几千人教众。

在合法传教的掩护下，“拜上帝教”势力发展迅速，当地有实力的百姓纷纷加入“拜上帝教”。比如，紫荆山地区的杨秀清和萧朝贵聚集一大批游手好闲之人，金田村的韦昌辉不惜散尽家当带领家族入教，贵县的石达开和秦日纲带领数千人入教，还有平南县的胡以晃，藤县的李秀成等。

在洪秀全的领导下，“拜上帝教”教众展开声势浩大的打毁当地的神像、寺庙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了团结教众，宣传了“拜上帝教”，“拜上帝教”逐渐发展成为当地一大势力。

曾国藩的手段

肃清湖南匪患

1852年12月，曾国藩奉命出山办理“团练”，一开始曾国藩就展示出雷厉风行的一面。他把各地的团练都召集到一起，进行统一训练，并把“剿匪”当作第一要务。半年多的时间了，曾国藩发动了几次“剿匪”战役，通过雷霆手段，基本肃清湖南的匪患。

解决完匪患，曾国藩把精力放到锄暴安良，打击地方黑势力上，曾国藩列出要严惩的三类人：

第一，素行不法，惯为猜贼造言惑众者。第二，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第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持械抄抢者。

对于这几类人，曾国藩处理的方式很简单：这类人一旦被捕获，不用交由官府，直接送到曾国藩这里。只要送到这里的人，不需参考法律，不需要证据，口头举报即可。简单询问一下，就立即砍头。短短四个月，曾国藩就杀掉一百多名犯人，对于那些最不至死的犯人，曾国藩把他们放到笼子里游街，然后饿死他们。为此当地人给曾国藩取了“曾剃头”这个绰号。

如此看来，如果曾国藩赴广西办理“团练”，可以把当地的“团练”整合起来，最终的确达到肃清天地会匪徒的目的。这样做，广西四个势力中的两个势力地方团练、天地会匪徒就被解决掉了。那么剩下另外两个地方官府、拜上帝教是否也能顺利解决呢？

激起兵变差点被杀

让我们把目光返回到湖南，曾国藩肃清湖南的匪患之后，并不满足于此。曾国藩之所以选择出山，是要打算建立不朽功勋的，也就是剿灭太平天国。所以，曾国藩开始把手伸向不在自己“团练”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练兵。

曾国藩在剿匪事情上专断独行，已经触怒到湖南地方文官势力，现在又把手伸到武将的势力范围，武将当然没有文官那么好的脾气，立即采取行动。

曾国藩要求地方正规军和湘军一样每日操练四个时辰，绿营松散惯了，那经得起曾国藩这种没日没夜的练法。没过几天，在长沙协副将清德的带领下，绿营开始闹事罢练，这让曾国藩很难堪。

清德这个人不理军务，做事松散，在上年太平军进攻长沙市临阵脱逃，曾国藩决定向咸丰参清德一本。咸丰最痛恨将领临阵脱逃，他觉得曾国藩这个人比较老实，所以就相信曾国藩的奏折，把清德革职查办。

清德的上司，湖南提督鲍起豹听说曾国藩居然敢参奏自己的主将，还意图挖自己的猛将塔齐布到湘军，打算找个机会教训曾国藩。在一次例行巡查中湘军和绿营军发生冲突，湘军把绿营的四个士兵绑了。协副将邓绍良见手下被绑，怒气冲冲带着数百人去曾国藩的衙门理论。一边挥舞着刀剑，一边大声嚷嚷道：曾剃头快放人，不放人，杀了他！

这一阵骚动惊动了隔壁的湖南巡抚骆秉章，骆秉章怕事情闹大，马上过来调解。最终曾国藩把四个士兵打了一顿放了，并声称要向咸丰参协副将邓绍良一本。当时的情景是非常危险的，要不是曾国藩的手下及时去通知骆秉章，搞不好双方要发生械斗。差点闹出兵变，这让曾国藩很受伤，于是他决定离开长沙，到衡阳从头再来创立湘军。

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做事方式并不讨人喜欢，就算让曾国藩赴广西办理“团练”，相信他和当地官员的关系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由于人生地不熟，没有老乡可以依靠，曾国藩创立“桂军”的难度要比湘军大得多。

不是拜上帝教的对手？

“拜上帝教”和一般的土匪流氓不一样，他们是一群有宗教信仰、组织严密的“土匪”。他们大部分是整个村，或者县的人一起加入，不仅具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战斗力也是非常惊人的。

曾国藩的身份是“团练”，本质上是和官府的利益是一致的，也就是站在百姓的对立面。他既无法取得官府的全力支持，又无军队作为后盾，凭借乡勇那些兵力，是无法镇压“拜上帝教”的。

太平军是按地域进行编制，将士之间不是亲戚就是同乡，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不仅战斗力得到极大的提升，更不会出现清军“兵败不相救”的情况。

湘军的一大特点是将军亲自募兵。曾国藩先选出他认为有能力的军官，然后让军官自己去招募士兵。由上到下，一层层招募，结果是很多将士是同乡，甚至不少还是父子兵，这就是“乡勇”的由来。湘军创立初期，将士基本上都是曾国藩老家湘乡县人，曾国荃招募更加极端，尽用家门口周围十里内的人。这一点跟太平军初期的编制倒是很像，不得不说，曾国藩虽然把太平军看成“贼”，但是太平军的优点他还是乐于接受并运用到实际。

在广西的四大势力中，曾国藩只解决了其中的两个问题，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无法建立强大的军队。由此可见，就算是派曾国藩赴广西办理“团练”，那也是无法阻止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