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变后，中国背负了极大的赔偿债务，国力和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而京畿直隶，民变兵燹过后，城镇残破，百业凋敝，正是亟需整顿善后，休养生息的时候。清廷为了挽回颓败的国势，重提变法，袁世凯也正在一马当先地在直隶推行新政，经费本已不足，为何又要朝廷挤出大量经费来整军经武呢？
原来中国此时已落入半殖民地的境地，国土大部分被划为各列强的势力范围，因而列强间的矛盾和利益争夺，一举一动无不牵动国内的政策走向，改变着行政的轻重缓急次序，想关起门来搞发展根本是不可能的了。此时，中国的东北上空战云密布，日、俄之战看来已势不可免，所以扩练新军，这个在乱后恢复时期原可缓一步进行的事情，现在又成为头等急务了。日俄为什么，凭什么要在中国的领土上开战？这就要我们回过头来，从因老李病逝而中断了的中俄关于收回东北的交涉谈起了。
从列强争夺的大背景下，我们才可能较为客观地看待北洋扩军的原因。袁世凯主观意愿的因素有，但大得多的成分是国防的需要，形势的逼迫，而练兵的资源掌握在袁世凯这里，所以因逢时会，成就了他的事业。不是有句话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吗？袁世凯当年小站练兵，建立随营学堂，持续不断地培训、吸纳人才，反映了他的远见，也积累下了北洋雄厚的军事资源，当机会到来的时候，练兵扩军自然非他莫属，岂是“野心”二字所能概括的？
先从中、俄收回东北的交涉说起。李鸿章去世后，双方交涉一度中止。日美等国的质询和抗议，其实正中清廷的下怀，使之可以以此为由，抵制俄国的要求。2月3日，美国再次照会中俄及各列强，提请注意东北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的原则。2月9日，俄国在答复美国的抗议时，否认损害了满洲的门户开放；由此，奕才敢于在11日正式拒绝俄国要求，中止了谈判。
由于其他列强的压力和怀疑越来越大，俄国负责此事的微德伯爵(即维特，时任财政大臣)指示加速撤军条件的谈判。这样，在4月8日(旧历3月1日)，清廷全权大臣奕、王文韶与俄国公使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计四条：(1)东北归还中国，“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仍归中国版图及中国官员治理”；(2)清廷“实力遵守”1896年与道胜银行订立的各项合同条款，保护铁路及在铁路任职人员，保护“在东三省所有俄国所属各人及该人各事业”；(3)俄军分三期于十八个月内撤出东北全境；(4)俄军撤退前，东北中国驻军人数、驻地必须与俄军“会同商定”。俄军撤完后，中国东北驻军的增减，必须“随时通知照会俄国”，等等。显然，俄国远没有捞到预想的大便宜，实现独霸东北权益的目标。俄国签定此约和如约进行首期撤军都不过是缓兵之计，以争取时间做好自己的战略安排。
1904年末，日、俄为争夺东北而剑拔弩张，严重的局势迫使亟须休养生息的清廷重整军备。直隶紧邻东北战场，作为总督的袁世凯，守土有责但兵力单薄。
袁根据俄、日备战的规模，提出至少要有六万军队方能勉强满足直隶一线和京畿布防的需要。而扩军，先要筹饷，否则，巧妇亦难为无米之炊。危机往往同时又是机会，北洋的大规模扩军，正是借着危机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进行。
此前，为了解决国防空虚的危机，国势阽危的清廷接受了袁世凯的建议，设立督办练兵处，统一管理全国军制改革与扩练新军事宜。袁世凯多年来通过军事教育积蓄的人材资源使得他能够承此重任，并利用练兵处的名义动用全国的财力扩充北洋的军事实力，北洋六镇很快编练成军。
同时袁世凯还成功进行了以常备军制替代传统的募兵制的改革，并全面引进了日式的军事教育。日俄战争期间，清廷及袁世凯表面上奉行“局外中立”政策，暗中支持日本，并进行了情报上的合作，而日俄战争的后果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影响到中国的历史走向。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如其所愿地实现北洋的扩军，日俄战争所造成的形势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他一贯的雄心和对军事人才持续的培养和储备则更为重要，使他在机会来临时，有足够的资源可供使用，从而把握住了机会。
北洋扩军的成功和全国编练新军热潮的兴起，使阽危的国势得以缓和，也使中国真正有了一支近代化的陆军，由此而言，袁世凯的扩军可以说是功在国家、民族。袁之新政、扩军，都应放到具体的历史年代和环境中去观察和评判，见解、看法尽可以不同，但中肯客观、真实可信才是史学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