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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君无戏言,可吕蒙正为何能让宋真宗付出“食言”的代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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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君无戏言,可吕蒙正为何能让宋真宗付出“食言”的代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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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凤霞聊舞蹈独家原创,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真宗似从不慌张。遇到败仗也不懂张。耶律隆绪到达鸳泺之后,契丹就进入了河北前线,由文班太保达斯和南京(也即幽州)统军使萧挞凛率领的两标草原铁骑,与宋师接触在梁门和泰州(皆属今河北保定)两战,皆有斩获,宋师败退,据守城池小心设防。契丹退回草原有一种记录,说萧挞凛南侵之“梁门泰州之战”,乃是“望都之战的组成部分,但考《续资治通鉴》,两战之间相隔整整一年。前者发生在平五年(1002)夏四月,后者发生在咸平六年(1003)夏四月。按照契丹善于“侵扰”的习惯,《续资治通鉴》记录可能是准确的。真宗在得到前线败报后,给边防军的诏命是:好好将边境田野改造成阡陌纵横的“方田”,用这个来限制草原骑兵的驰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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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画像资料

随后,又开始“简政”,首先从河北开始,减免太祖以来的“冗官”。两个月后,已经到了夏季五月,有一位负责督催诸州欠款欠税的正局级“催欠司”财政官员杨覃,给真宗上奏,要求蠲免全国各地欠缴的“国税”八百万。真宗批准了这个建议。事实上,此前一年,也即咸平四年(1001)时,“催欠司”曾将各地欠缴“国税”也即“官物”的官民带到京师,并进入大殿,由真宗亲自“辨问”,当面核对、辨析、问讯。这样的“辨问”进行了七天,结果是:释放二千六百余人,蠲免“国税”二百六十余万。一般来说,负担这些“国税”的地方官民士庶,可能遇到了缴税困难,故多年抗税不缴。此事如果遇到无道邦国,那是无论如何也必须要缴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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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画像资料

不论你是否缴纳得出缴纳不出,拆房卖地砸锅卖铁还是其次,酷毒用刑百般凌虐都是常事。在无道邦国督债官吏的狠毒往往令债务人叫苦。不仅如此,无道邦国还有“加赋”的习惯。打着国家的旗号,强行搜刮民间,钱粮入官,用以支撑皇室开支、朝廷开支、官员开支,以及战争开支,大典开支。后晋的“括率”马楚的“加税”西蜀的“追督”都是五代乱世以来的催债兼加赋的案例,那种血腥,是大宋无论如何做不来的。胜出无道邦国的政策,不仅是大宋不加赋,甚至在正常税收之际,遇到实在缴税困难的地方州郡,无论官民士庶,朝廷还网开一面,往往予以免。即使面临着契丹、西夏两面的战争威胁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大宋瞩目于民生的政策也丝毫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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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时酷刑资料

大宋从不悬扬崇高,尤其不以悬扬崇高为旗帜、为借口而动用民间私财。大宋一直在做应该做的事,从不自我旌表。这是大宋文明的展开中,至为动人的一面。但大宋也有制度制定,“仁政”过头,最后不得不修正的地方。就在这年五月,西夏闹得厉害,边兵不足,辅臣要求从河北召集“强壮”也即“乡兵”充任禁军职能,开赴前线。但真宗回答说:“初置强壮,尝谕以永不充军。”当初在地方招募乡兵,曾告诉他们:永远不以乡兵充军前线打仗。所谓“强壮”,就是地方兵。由地方招募,地方管理,守卫地方。一般情况下,敌人来了,“强壮”们就被召集起来入城守卫;敌人走了,就退出城中,回家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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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街景资料

但真宗这一条“谕旨”就“仁政”“仁”得过了头。国家野战军(禁军)总要捍卫国防,四境有事,必要打仗;打仗,就有兵员损失;有损失,就要补充。这是“国家性质”决定的合理性、合法性与正当性。当然,国家应有预备军队,但紧急情况下,临时征兵,是任何合法政府都不可免的意外法案。从“强壮”中征调正式国家野战军,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真宗有“克念作圣”之心,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当初许愿过头,显然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所以当朝大臣吕蒙正反驳真宗道:“阙(缺)兵非取于民,不可得也!”如果缺少兵员,不到民间去征用,那是不可能得到的!吕蒙正捍卫了政治家的责任伦理,并令真宗付出“食言”的代价,让他改变了当初的“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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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蒙正剧照

最后的结果是:折中一下,没有改变当初对河北乡兵的许愿,改用了河南乡兵,补充西北兵员。即使如此,还是遭遇朝中其他大臣的抨击。一位叫田锡的朝臣就对皇上上言说:“点集乡兵,人情不安,实伤和气!”这话说的,对致力于“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的真宗来说,实在是伤害太大了。但真宗无奈,他知道吕蒙正是正确的。田锡是一个敢言的朝官,史上也确有不俗的见解贡献,但在这个问题上,与大宋三百年各种“主和派”的官员犯有同一个毛病:胶柱鼓瑟。接受一个正确的理念,时时宣称,不论宣称的时机妥当与否、合适与否。所以,儒学有一个极为精湛的方法论演绎: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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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锡资料

《论语》记载孔子语录:“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可以同学,未可以到达“道”的境界;可以到达“道”的境界,未可以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依礼而行未可以与他一道通权达变。这是孔子儒学,也是传统文化中特别出色的一种思想。“权”就是秤砣,是可以用来衡量轻重的砝码。所谓“权变”也即应时而变,特殊镜况中,不固守一义之隅。所以后人称颂“政治成熟”圣人有言:“圣人者应时权变,见形施宜。”现代管理学将此展开为“权变理论”,影响世界深巨;但这个源头却来自孔夫子。中国圣贤,其义理,往往有莫测之高深。不能“通权达变”,就是“胶柱鼓瑟”。史上的“腐儒”就是这样炼成的。两宋,乃至传统中国,当朝辅相,往往“一言兴邦”,他们往往只有一句话,却改变了国运的走向。这样的辅相,被称为“大臣”“社稷臣”。吕蒙正,就是这样的“大臣”“社稷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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