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婚姻是社会需求的产物，爱情是个人的意识幻想，而“性”是生理本能。它们之间是否有一致性？不一致时，如何平衡？关于这些问题，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会相同的。今天，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位民国的美女作家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
施济美，1920年生于北京，祖籍浙江绍兴。父亲施肇夔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外交部工作，是当时外交部长顾维钧的得力助手。母亲是名门闺秀，喜古典文学，擅长书法。因母亲特别喜欢清香高洁的梅花，她又生在梅花怒放的季节，就给她取了个小名叫“梅子”。
从童年到少女时代，施济美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都在扬州祖父的故居中度过。祖孙三代同堂，其乐融融。在父母的教导下，施济美也成为一位有抱负的大家闺秀。
15岁那年，施济美只身到上海就读于培明女中高中部。相比宁静的扬州，喧嚣的上海无法使她静下心来。于是，她渐渐习惯了用文字抒发她的情感。次年，她就用善感细腻的笔触，在上海《寒光》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瘦西湖的船娘》。
在这段时间，施济美在学校拥有了一位挚友俞昭明。这是因为她们对文学都情有独钟，并且生活经历也极其相似。有一天，俞昭明的弟弟从浦东中学来培明女中找姐姐。当时俞昭明不在，弟弟就和施济美一见如故地攀谈起来了。就是这次谈话，让施济美和“弟弟”俞允明开始擦出了火花。
从这之后，施济美和俞昭明这对闺蜜之间，就总会多一个俞允明了。三人形影不离，成了一道风景。而施济美和比她小一岁的俞允明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了。
施济美17岁这年高中毕业后，和俞家姐弟一同考进了东吴大学。但很快，“八·一三”事变就爆发了，全国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热血青年纷纷选择投军报国，俞允明也是其中一人，他想加入部队保家卫国。
施济美本来想和他一同前去，不过因为父亲已经出使法国，家中还有母亲和三个弟、妹需要照顾，因此无法与他共同上阵杀敌。俩人临别时，她告诉俞允明：“你的父母，我会尽力照顾的。”简单的三言两语，却已经定下了终身。
那时施济美才17岁，也是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她不仅要保护自己的弟弟妹妹，还要保护俞家的二老，在那一刻，她就成了一名没有武器的“战士”了。而心底的勇气，则来自与她的精神信念——俞允明。
东吴大学迁到了上海这座“孤岛”。为了躲避敌人，施济美和俞昭明一起领着年近花甲的俞家二老，以及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们，机智勇敢地冲过了封锁线，最终逃脱了敌手。在沦陷区暂时安定下来后，她就急不可待地给暂时借住在武汉大学的俞允明写了一封信，告知他二老已平安到达上海。
1938年，局势依然动荡不安，施济美听说武汉大学已经迁往四川乐山。而施济美和俞昭明已经很久没有收到俞允明的来信了，俞家二老更是焦虑不堪。后来，在施济美和俞昭明四处打听之下，终于得知了关于俞允明的噩耗：武汉大学的师生迁往乐山后，日机惨无人道地轰炸了他们的校园，俞允明和学校的师生大多都不幸遇难身亡。
俞昭明当场就昏厥过去了，惊魂未定的施济美却不敢倒下，她考虑的是怎么让二老平安度过未来的日子。经过商量后，俞昭明决定对二老保密。但怎么样才能缓解他们得不到俞允明音讯的焦急之情呢？
施济美想了个万全之策。由于她的笔迹和俞允明的非常相似，因此，她就仿照俞允明的笔迹，给俞家二老写家书。
这个方法的确很好，可是，每次俞家二老要施济美这个准儿媳来念信的时候，施济美也只有强忍悲痛，一字一句地念着“俞允明”对二老的思念之情。之后，老人还要施济美代笔为他们回信。老人说一句，她写一句，家常的絮叨，凝聚着浓浓的亲情。几年过去后，这些无法投递的信，被施济美收藏在一只檀木箱里。每每打开，总会惹来一阵断肠的热泪。
多年后，直至俞家二老去世前，他们依然相信施济美的“谎言”，都以为俞允明还在法国留学，并且还有施济美的父亲照顾。
两载相恋，一生相守——这就是施济美对初恋的承诺。
自从俞允明去世后，18岁的施济美就把自己的花样年华封闭起来了，拒绝了无数个青年才俊的追求。为了抚平创伤，她把对俞允明所有的思念，都化成了笔下的一篇篇作品。1938年6月18日，她在《青年周报》上发表了《死的滋味》。
1942年，施济美大学毕业了，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已经进入了上海租界。而家里已经很久都没有收到父亲从国外寄回来的钱了。施济美继续找一份工作，不让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忍饥挨饿。
当时，有朋友介绍施济美到一家待遇优厚的保险公司工作，但当她知道这家公司有日本人的股份时，依然拒绝了。随后，她选择从事了薪资微薄的学校教员。但同时，她也有了新的梦想。
施济美看着手中的笔，以及书桌上的一些稿件，决定在业余时间写作。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施济美就常以“方洋”“梅寄诗”为笔名，在文坛上开始大放异彩，她的作品不断刊发于各大主流刊物。著名的作品有《凤仪园》《鬼月》。其中的《凤仪园》在一年之内还印了三版。
后来的长篇小说《莫愁巷》出版后好评如潮，在香港出版、并被改编为电影。
施济美的笔调优美舒缓，小说的内容真实朴素。她的文字带给读者的更多是温暖美好的一面，所以收获了大量的青年学生喜爱，尤其是俘获了无数女学生的少女心。
此后，她发表的《爱的胜利》《嘉陵江的秋天》《寻梦人》等小说，每一篇都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喜爱和赞赏，她成了拥有广大读者的女作家，所有杂志都因刊载施济美的文章而销数大增。
这一时期，诸如闺蜜俞昭明及许多毕业于东吴大学或东吴附中读过书的女作家也纷纷发表作品，因此，她们还被称为“东吴女作家”。当中，以施济美的作品最多，影响力最大，成了“东吴女作家”的领军人物。
1946年，《上海文化》曾做过一次以“我最钦佩的一位作家”为题的民意调查，施济美的排名在巴金、郑振铎、茅盾之后，位居第四。可见，当时的她，和同时期的美女作家张爱玲也是能比肩的。而这个成果，还只是她用业余时间创作而来的。
不过，对于这一切浮名，施济美是不看重的。她只想安安静静地写，让日子慢慢地流淌下去。她在学校任课时，从来就不在学生面前提及她的写作成果，而始终只是一位低调的“教师”。
1948年，从法国回来的父亲得知28岁的施济美仍是孑然一身时，便极力劝说她找个合适的人成家。施济美听了，只是摇头默默垂泪。就这样，她一直守着自己的爱情，全身心地投入教育事业和文学创作中。二十年后，她孤单地离开了人世……
在人们的眼中，施济美的一生，无疑是凄婉哀伤的。她对恋人、对准公婆，对家人，都付出了最真挚、最热烈的情意。可唯独对她自己，似乎过于“无情”了。对于她独身的决定，我们不得而知，是否和她小时候喜欢梅花有关。亦或，是梅花的高洁精神一直在影响着她？
还好，在她一个人的世界里，还有温暖的文字与她相伴。或许，我们可以认为，与她相互支撑的，就是笔下的文字。这，也是超越婚姻和“性”的另一种慰藉和幸运。当一个人的精神有所依托的时候，生理需求就不那么重要了。
不知朋友们对施济美这位美女作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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