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汤剧照
张汤出生在一个长安县丞家，是一个小官吏的孩子，是典型的法家官僚子弟出身。所以张汤从小就对刑律耳濡目染，在他小时有一个趣事，因为他没有看好家，让家里的肉被老鼠偷吃，于是他的父亲回来后很生气，就将他打了一顿。受了委屈而又倔强的小张汤掘地三尺捕获盗鼠后，并非出口恶气一杀了之，而是一本正经地自设公堂，传布文书，刑讯定罪，最后宣读判决，将老鼠处以极刑，磔（肢解暴尸）于堂下。他的父亲看见后，把他审问老鼠的文案取来看，其文笔竟如同办案多年的老狱吏。担任公职多年的父亲惊于他的天赋，就将他带入了司法这一行，让他担任“刀笔吏”职务，助理代案，专写司法文书等工作。后来父亲死后，张汤就子承父业了。此后，张汤历任长安吏、内史掾、茂陵尉、侍御史等职，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张汤剧照
张汤真正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重用，逐渐成为西汉王朝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他审理了陈皇后“巫蛊”一案后开始的。元光五年(前130)，皇后陈阿娇为了重新获得汉武帝的宠爱、保住皇后地位，暗暗把一个名叫楚服的巫婆召进内宫，背着汉武帝设坛祈禳。数月后，汉武帝知道了这件事，勃然大怒，就命张汤审理此案。张汤问明原委，依法将楚服“枭首于市”，并处死了参与者三百余人，陈阿娇也被汉武帝废去后位，幽禁长门宫。通过这个案件，汉武帝觉得张汤办事干练且经验丰富，就提升他为太中大夫，和赵禹一同修订律令。张汤凭借长期的家学熏陶和实务历练，逐步成为影响汉代立法、司法进程的重要一员，并对以后的法律制定产生了深刻影响。
汉武帝
经历秦朝苛政和楚汉战争后，社会面貌和人民的心理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急需休养生息。汉初约70年间，儒、法显学失势，一向备受冷落的道家忽然如鱼得水大行其道，其主要流派——黄老学说，更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认的盛世——“文景之治”时期的国家哲学。老子清静无为思想得到提倡，成为当时文化学术的主流，并对现实政治和经济发挥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汉初数十年间，政府尊用黄老学说，与民休息，奖励生育，轻徭薄赋，宽刑简政。结果人口猛增，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汉武帝时期，政权高度集中，内患完全解除，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积累，国家财富已相当可观，民力充裕，民气踔厉风发，国家臻臻日上欣欣向荣，正是大有作为的好时光。岁月无敌，时过境迁，在全新的情势下，特别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黄老学说的消歇沉寂，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董仲舒画像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主张，董仲舒的威望虽然如日中天，但也面临巨大压力，尤其是黄老学说的强力抵触。张汤是汉武帝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做为汉武帝的铁杆小弟，他很清楚这一轮儒家必然会笑到最后，黄老学说必然失势。张汤成功地说服了法家弟子不再墨守成规，而是顺应时代发展，主动向董仲舒伸出了援助之手。于是张汤经常去向董仲舒虚心请教。史书载：“董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仪，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可以说，张汤很好地把握住了这次法家重新崛起的机会。正是在张汤的不断努力下，董仲舒对法家思想从最初的排斥到理性地认识和评价法家的作用，到汲取、到融合。董仲舒继《黄帝四经》《管子》之后，首次系统地把法家着力主张的刑罚纳入“天道”运行的必然规律中，给了法治一席之位，从而使国家律令在秦亡之后可以正当地登上政治管理的舞台发挥作用，这是对道德与法律治世功能的协调，也是对儒家和法家的有机融合。在此基础上，张汤制定了有关宫廷警卫方面的专门法律《越宫律》27篇，同为法家的赵禹制定了有关朝贺制度的专门法律《朝律》6篇。这两部法规连同《九章律》、《旁章律》等总计60篇，后人统称为汉律，也叫“三尺法”（因皆用三尺竹简所作）。张汤修订的律令在司法审判中强调“经义断狱”，引证《春秋》、《诗经》等儒家经典附会汉律，通过“原心论罪”的方法考察行为人主观动机，从而开创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
张汤剧照
从此，备受汉初学者指责攻击的先秦法家借助儒学涅槃重生，从此隐身于儒学身后，继续发挥作用，展示价值。只是重生后的法家不再似商、韩学说那般极端、绝对，而是逐渐向着具有“中和”特点的靠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