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根据主席令，授予于敏、申纪兰、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 “共和国勋章”。
自此，在共和国光辉的历史中，有八位灯塔般的人物伫立在大国富强的史册中，为奋勇前进的后生提供了标杆模范，指引后辈们在前进的路上一路驶向光明，驶向奉献，驶向理想的彼岸。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八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八个成长启蒙故事。
1、奉献：隐姓埋名，书写祖国大名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主要一个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当时中国的设备更无法可比，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国际核武器的竞争中，添上了中国的大名。
2、忠诚：三十年不过家门，鞠躬爱岗
黄旭华，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为了核潜艇，黄旭华30年没有回老家。1961年12月，父亲黄树榖仙逝，黄旭华都没能送上父亲最后一程。“我心里很难过，我也想回家去送送老父亲。但我知道这项工作的保密纪律很严，虽然我知道如果我提出来，组织上是一定会批准让我去的，但这会让组织上为难。我身上带的‘密’太重大了，当时的研究任务又这么重，我只能打消了这个念头。”
以身作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
院士女儿黄燕妮说，从小她们三姐妹就牢记父亲的家训：“努力学习，对国忠诚”。父母一直注意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她随父亲在辽宁葫芦岛生活的时候，还刚上初中，有一次下大雪，去学校的山路，白茫茫一片，母亲仍要她坚持上学，回家的路上掉进路边的雪坑，到家鞋子里倒出来的都是冰。
“小时候，我还不知道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端着小板凳，坐着还没有他的办公桌高，我就坐在桌子底下看他忙碌。”黄燕妮提到，那时候她就告诉爸爸，自己将来要坐到他对面办公，而爸爸却顾不上回答她。而后来，自己真的也成为了719所的一位工程师，自己的儿子也投身国防科技事业，家风得到了传承。
3、坚定：不卑不亢，迎非议而上
孙家栋院士，中国航天事业的领军人物
上学期间，因左撇子遭受非议。
1935年，孙家栋上学，和母亲一样，也是左撇子，不被学校接受，两周以后退学。一年以后，孙家栋就学会熟练地使用右手。到营口上学后，他已可左右开弓打乒乓球，而且各科成绩优异。
早年国际市场对中国能力有所非议，世界不了解中国航天事业水平，如何推动中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成了一大问题。
孙家栋在采访中提到：“从商业活动角度来讲，它一方面看低你，另一方面它也有所担心，就是你要真正商业活动能力很强的话，它有点担心。实质来讲就是对中国的火箭能力他看不透，他们思想是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又瞧不起你，又一方面怕你夺了它的市场。所以当时咱们中国火箭一进入市场的时候，这两方面问题都遇到过。”
最终花了五年时间，拿到第一个商业合同。比当年的欧洲航天局，早了三年。
对于在国际市场上的谈判经历，面对 “口大气粗”的单面条款，孙院士提到，首先谈判不能纠缠，要用平等的口气让对方知道我们并不是有求于人；其次就是一些实质性的条件，咱们的最大优势就是便宜，便宜才能把中国火箭的名声打出去。
特殊条件，特殊办法
因为那阵中国卫星质量还不行，进入不了国际市场。火箭的买主买了美国卫星或者欧洲卫星，然后再买中国火箭来发射。但美国就以中国没买美国卫星为由，不准让卫星在我国领土上发射，认为到了中国国土，无法保证技术安全。针对这个现象，孙院士作了一个比喻，他把我国国土比作靶场，认为美国卫星只是过境，不是进口。在这样的基础上，不对美国卫星进行检查，在美方害怕技术泄露的问题上，给美方卫星准备一个厂房，允许美国派专人管理，发射结束后，又让他们自己包裹好带走，全程不沾美方卫星技术，不近美方技术人员，就这样才解决了火箭出口的问题。
4、传承：革命精神不老，持之以恒战斗
1951年李延年同志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踏上了保家卫国的征途。
在一次美军猛烈的地空火力攻击下，李延年负责指挥全连战斗。在干部伤亡较大且与上级中断联络的情况下，他及时指定了各单位代理人，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进行有力的宣传鼓动，带领全连一次又一次将敌人打了下去。激战至下午，3营伤亡巨大，仅7连就只能编成4个班了。李延年适时提出“瞄准打、狠狠打”“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多打垮敌人的一次进攻、就多一份光荣”等强有力的战斗口号，不仅使大家士气倍增，更奠定了战斗胜利的基础。
经过一天两夜浴血奋战，李延年所在的营在敌我兵力火力悬殊的情况下坚守住了阵地，先后歼敌636人，打出了阵地进攻和防御战斗的模范战例，保障了战线的稳定。当李延年带着7连撤下阵地的时候，全连只剩下40多人。战后，志愿军总部通报嘉奖了取得346.6高地防御战胜利的全体指战员。
离休后，始终保持一名老英雄、老党员的革命本色，坚持读书看报听广播，自觉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关心时事政治，坚决拥护和自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保持了政治立场上的坚定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积极发挥自身余热，致力于关心下一代成长的教育活动，把自己获得的各类证章全部捐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和广西军区军史馆，经常为青少年讲述战斗故事、传承战斗精神，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在青少年中弘扬革命优良传统。关心干休所各项建设，积极主动献言献策，为了做好干休所的美化绿化，还精心挑选了自己种植的盆景主动捐献给干休所。家庭和睦，夫妻感情融洽，家属患病身体不好，他每天买菜做饭，忙里忙外，在干休所的同志中口碑好。
5、友善：淡泊名利，热心扶邻
在申纪兰心中，她一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哪怕她早在1953年就作为妇女代表参加了哥本哈根的世界妇女大会。
三十多年来，她不要厅级干部的工资，原来每月只拿村集体150元补贴，这两年才拿到300元补贴。对于金钱，申纪兰的看法是：金钱就像水一样，缺了它，会渴死；贪图它，会淹死。用来为集体、为乡亲办事，金钱如命根一般；放在自己手中，则为过眼云烟。所以，乡亲们找她借钱，只要有，她便会慷慨解囊。能还她，就收下；还不起，她也从不要。邻居张根则大爷无儿无女患病住院，申纪兰不仅贴了住院费，张根则去世后，申纪兰又主持 在西沟教育基地里展给他操办了丧事。
申纪兰儿子张江平说，母亲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谁家有了困难，母亲就到谁家去帮助解决；谁家两口子生气吵架，母亲就到那家去调解；谁家在外遇到了难题，母亲就出面疏通。一年四季，母亲在村里总是忙忙碌碌。村民们想外出搞劳务，母亲便出去揽活计；村民们为党参积压发愁，母亲就上河北、到安徽找销路；村民们需要化肥、种子、农药，母亲就去采购，只要是村里人找她办事，她总是尽力而为。
6、责任：宁委屈自己，绝不给组织添麻烦
张富清同志在解放大西北系列战斗中英勇善战、舍生忘死，荣立西北野战军特等功一次、军一等功一次、师一等功一次、师二等功一次和团一等功一次，并被授予军“战斗英雄”称号。
来凤县原教委主任向致春记得，当年他担任过张富清小儿子和小女儿的小学班主任，每次去家访，饭桌上总是“老三样”：青菜、馒头、油茶汤。“我在他家吃过不下10次饭，没见过肉腥。”向致春笑言，张富清当时是来凤县原卯洞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是老百姓眼中的“大官”，但家里的伙食比一些社员还差。思想工作好做，实际困难却难解。“下岗”后，为了贴补家用，孙玉兰当过保姆、喂过猪、捡过柴、做过帮工。回忆那段艰辛岁月，孙玉兰不住地摇头，“苦，太苦了，吃穿用度、养育子女都成问题。”
“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不了全家的生活，每次放了学，我们就去拣煤块、拾柴火、背石头，或者帮妈妈盘布扣，我们几个都学会了缝补衣服。”小儿子张健全回忆。当时，张家住在卯洞公社一座年久失修的庙里，2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挤了两个大人、4个小孩。
忙于工作，没能赶上母亲的最后一面，成为一生之憾。
多年之后，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工作任务重，在外地工作想回家探亲的同志也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不能向组织提要求、找麻烦，干好工作就是对亲人们最好的报答。”
公私分明，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要务 。
“把大家的事办好，我们的小家才能过得舒服。”张富清对待公和私的原则，在张家被严格地执行着，“不能给组织添麻烦”是全家都要遵守的规矩。
7、智商的宝库=品德+情操+知识+开明的家教
少年时代的袁隆平，经常闯祸遭罚，做事又显得笨手笨脚。父母想训练和调动他的积极性，要他帮助拿碗，碗却摔破了；要他拿杯，杯掉到地上。但是父母不因为他摔坏了东西便停止差使他，相反更频繁地让他参与。他好奇心特强，有什么问题必追根究底，父母往往不厌其烦地给予解答。母亲贤惠善良，酷爱花卉。母亲伺弄花卉的时候，小马驹在一旁手忙脚乱地“帮忙”。
在第十届海外高层次人才座谈会暨海外院士青岛行“雁栖湖论坛”中，袁隆平以流利的英语完成了长达20分钟的演讲，在开场的时候他还是中国式的“谦虚”了一下，“I speak broken English”（我的英语说得不好），87岁的袁老的英语水平令在座的所有人都惊叹不已。
袁隆平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是因为母亲对他从小的启蒙。母亲华静，原名华国林，早年在镇江教会学校读高中，毕业后在安徽芜湖教书。袁隆平的母亲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青年，从小，袁隆平就跟着母亲开始念英文，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袁隆平就得到了母亲非常良好的知识熏陶。教师出身的她，在辞去工作后，就把平生所学得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完全放在了教育6个孩子身上。她非常注意孩子的品德教育，因材施教以开发孩子的智商。“孩子的智商如同一座宝库，唯有品德和情操才是打开这座宝库的钥匙。”这是袁母常说的一句话。如果没有母亲的英语启蒙，他无法在当年闭塞的环境中，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去寻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如果袁母没有跟他讲过尼采，这位昂扬着生命力、意志力的伟大哲人，他无法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袁隆平十分感恩母亲对他的教育，让他更够拥有隐形的翅膀，去更广阔的天空展翅翱翔。
开明智慧，守护孩子的梦想。
他在南京中央大学附属高中部毕业时，父亲希望他考南京名牌大学，学数理化。他却另有打算。他那根深蒂固的忧国爱民振兴中华的情怀，那种探索自然奥秘的献身热望使他决定学农。开明民主的父母见劝说无效，便尊重他的意愿，长叹一声道：“俗话说望子成‘龙’，我是望子成‘农’了。好在我们袁家先祖世代务农，但愿你这个农民与祖先不同，能超越祖辈，成为新型农民。”他重温少年的梦，考入重庆相辉农学院，主修遗传育种学，奠定了他成为“杂交水稻之父”的人生轨迹。
8、钻研：读书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屠濂规接受的教育一直颇为西化。对于子女，屠濂规也给予了与自身教育经历相似的安排。5岁起，屠呦呦便被父母送入幼儿园，15岁起就读于宁波私立甬江女中初中。家庭的熏陶，也让屠呦呦对医药渐生兴趣。父亲屠濂规是银行职员，平时则喜好读书。家中楼顶那个摆满古籍的小阁间，既是父亲的书房，也成为屠呦呦最爱的去处。 父亲去看书时，屠呦呦也会坐在一旁，装模作样摆本书看。虽然看不太懂文字部分，但是中医药方面的书，大多配有插图，这让屠呦呦十分享受那段简单而快乐的读图岁月。
其丈夫李廷钊与屠呦呦是同乡。1951年，李廷钊赴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外语。此时正值抗美援朝，他和班上的许多同学纷纷提出要到朝鲜战场。消息传到了周恩来总理处，周总理说：“不要去朝鲜战场，国家亟需大量优秀人才，你们应继续学习深造。”李廷钊因此未能到朝鲜，为国家冶金工业部和钢铁研究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