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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22年，大清王朝一次扑朔迷离的新老交替终于得以实现。
作为新登基的雍亲王胤禛此时已届满45岁，可谓人到中年。登基年龄尽管与康熙相比实在有点太迟，但却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即阅历丰富，成熟稳重。此前，这位雍亲王早已经在宫墙之内经历无数次明枪暗箭“于群情利弊事理得失无不周知”《雍正朝起居注》
雍正画像
对于阅历，是雍正登基后的最大自信。他曾如此形象概括过自己事事都不如父亲康熙，但是“惟有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而皇考当日所未曾阅历者。”雍正似乎将自己过去四十余年的藩邸经历作为压制群僚的最大资历，并生动列举了对他们所作所为的种种细节。什么“阳奉阴违”“假公济私”，以至“面从背非”这些官僚举动“皆朕所深知灼见”。他如此表明态度就是要告诫官僚体系，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对于我这位新皇帝，你们绝对不可以再按照过去路子进行欺瞒，绝不轻饶。最后总结说:“较之古来藩王而入承大统者，如汉文帝辈，朕之见闻，更远过之。”《雍正朝起居注》
雍正批示
面对康熙执政六十年留下的巨大家业，未免蒙上了厚厚的灰尘，按照“政治一新”的原则，摆在雍正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整治数十年堆积下来的官僚疲软作风。在他看来，大清的最大问题不是缺钱、缺粮、缺武器，而是缺乏基本的道德良知。不久他定调说:“朕欲澄清吏治，乂安民生，故于公私毁誉之间，分别极其明晰，晓谕不惮烦劳，务期振数百年之颓风。”甚至雍正想通过一人对国家风气的改变“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濯，则天下永享太平”。对于如此宏大治理天下的勾画显然注入了古往今来的大人物的历史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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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具体来看，大清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纪律，按照雍正的想法是，康熙一朝晚年纪律废弛，官员们早已习惯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雍正特意举例说了一个政治纪律涣散的例子:“朕在藩邸时，闻九卿会议，归有纪录，所议之事，则群然笑之，此等习俗，朕所深恶。”《上谕内阁》就是说如此高级别会议竟然被嬉皮笑脸中不当回事，政令怎么能推行下去。在他看来，这些身处高位的人大多都是饱食终日，无所作为，终日打打太极拳，说一些无关痛痒的官话套话，真正能干事的人并不多。登基的第二年，在臣下满保的奏折上批示道:“朕之难处惟有苍天及朕皇考、诸天神洞见而已。
影视形象
属一等难事。若能遇一名贤能之人，乃朕如得活宝矣，将欣喜若狂。”可见雍正的乏才之患到了何等地步。继位一周年后他又号召官员要重新审视自我职责，告诫他们“为治之道，要在务实，不尚虚名。”面对此前官场流行的做官之道“名实双收”，雍正非常不满，说这些所谓的“实”，其实就是个人的“货财”，是“肥家”，不是国计民生的“实”，至于那些“名”是官爵，是钓誉，不是实心做事的美名，由此他对官员贪污尽行霹雳行动，多次对贪污官员进行抄家，并发狠说:“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而他自己也落了个“抄家皇帝”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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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大清建国八十多年的疲软，大清该何去何从？是该继续延续康熙时代的“宽仁”，还是猛踩刹车，拉起警报？对于宫墙内充满的不安，雍正给出权威定调“观乎其时，审乎其事，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上谕内阁》。
雍正书法
然而这位急性子的皇帝依旧在施政过程中开启了大刀阔斧和严峻人治的节奏。当回复御史关于实施一条例的批示上，雍正不无遗憾地说:“但天下事，有治人，无治法，得人办理，则无不允协，不得其人，期间舞文弄墨，正自不少。虽条例划一，弊终难免。”就是说，条例虽然是硬扛，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人去推进，不然文件就是放空炮。相反如果一个好的规章被“坏人”执行，反倒成了他利用“贪营巧取”的工具。
按照雍正理想的方法就是要有一支正派的官僚体系带队，这样事情就能办好。为此他高度概括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按照他的想法就是皇帝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选人，然后层层推进，这样事情就好办多了。在他的寝宫养心殿西暖阁亲书一幅对联“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种宏观的想法不无印证了他的另一句表白“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三个“就是”酣畅淋漓地表达了雍正的坦率与激情。
雍正批示
雍正二年前基本处于对大政方针的摸索，此后不久，在他的一人带动下，迅速全面启动雍正新政。在给湖南巡抚王国栋的考核里说：“王国栋心有余而力不足，清、慎、勤三字朕皆许之，然不能扩充识见，毫无益于地方，殊不胜任。”这个“殊”字表达雍正对他的极端不认可，于是将他内调虚职。
直隶巡抚李维钧考察吴桥县令常三乐，认为他“操守廉洁”，但“懦弱不振，难膺民社之寄”，拟将他调离虚职，上报吏部审核。吏部认为既然常三乐“生性怯懦，必有废弛实迹”而李维钧又没有进行纠参，不予批准。李维钧对此认为，常三乐没有违法乱纪行为，就是个人能力不足，不能再予以重任。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上书雍正。雍正批示说，这事好办，就照他“居官罢软。殊属溺职，相应革参”就是这样不作为的官员虽然没有贪污违纪，但本质上和违法乱纪的官员并没有太多区别，根本就不能再进行任何使用。
与此同时，他打破了清代的一些人事规章制度，他说：“朕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他认为官员的使用在于做事，只要能够完成工作，不论所谓的排资论辈。
大臣田文镜深得雍正信任要他从地方推荐人才，充实官吏队伍，并且向他交底说：“朕从来用人，不悉拘资格，即或阶级悬殊，亦属无妨。”那时候敢于提出满汉资格无妨的，有清一代除了雍正再无第二。
雍正用人如同织网，究其帝业十三年，在他手中倒下一批，同时又培养了一批非常有才能和人格的官员，为全面推动雍正时期的政治事业起到了极大作用。
雍正早期所用班底意在稳定政局，所用之人大有迫不得已。此后几年，权利稳固后，他所使用的人得心应手。纵观来看，雍正重用的大臣有允详、允绿、允礼、福彭、隆科多、张廷玉、沈近思、年羹尧、鄂尔泰、岳钟琪、田文镜、李卫、李紱，随着政治格局变化以及雍正和诸如年羹尧、岳钟琪等关系恶化后，随即不断发现培养新的政治帮办。
雍正奏折
雍正对科甲出身的官员历来素乏好感，认为他们说得多，做得少，做事迂腐欠通。他曾对此说过：“国家用人，但论其贤否，不当限以出身……自古以来，名臣良辅，不从科甲出身者甚多，而科甲出身之人，亦屡见有荡俭逾闲者。”《上谕内阁》可以说，雍正用人的确做到“五湖四海”。与此同时他破格提拔了以田文镜、李卫等敢作敢为的大臣。雍正性格多面，选择用人更是多面，对他知心不给他丢脸肯干事的人，雍正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真性情，让后人读到相关批语，还能感受到一种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