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主要修撰者之一刘恕，18岁那年就考上进士，并因善讲经义而被皇帝特别关注，钦赐及第。这一番轰轰烈烈后，朝廷才给他巨鹿主簿的官职。主簿不过是从八品小官，估计是朝廷嫌他太年轻，想让他历练几年。

刘恕本着不怕上司、不怕顽吏、不怕积习的原则，在这个岗位上打黑除恶，很快营造了一派新局面。但他风头太劲，做事又不留余地，无论同僚还是上司都对他暗中侧目。就在刘恕的仕途岌岌可危时，一张宰相府的传帖为他打开了局面。原来年近花甲的老宰相晏殊请他进京讲学。

晏殊怎会对刘恕青眼有加呢？刘恕13岁时曾以布衣的身份拜访晏殊，把晏殊问得哑口无言。五年后，晏殊主导的庆历革新开展得如火如荼，需要大量的储备人才，于是想起了刘恕。可惜庆历革新后劲不足，晏殊很快罢相，刘恕也离开京城，到山西利川当了几年县令。

是金子总要发光。司马光奉诏编修《资治通鉴》，皇帝问他需要何人相助，司马光想也没想就推荐了刘恕，“精通史学者，满朝仅刘恕一人而已。”要知道，当时翰林院中可有不少学术大咖。

事实证明，司马光的眼光不错。《资治通鉴》中魏晋以下、隋唐以上的部分多出于刘恕之手，司马光乐得逢人便说：“我得刘恕，如同盲人得相扶！”

但面对恩主，刘恕绝不会在学术上做丝毫让步。他特别反感司马光从周威烈王时“三家分晋”写起的断代法，觉得应该从西周共和元年开始。这比司马光版多了420年历史，几乎是另起炉灶了。他没通知司马光便毅然重写，写完后才让儿子送一份清样给司马光看。

学问方面如此傲岸，在政事上，刘恕是否会向权臣低头呢？

王安石没发达时和刘恕是好友，好到什么地步呢？王安石常拿他开玩笑，说他“精于史而不通于经”。而刘恕也毫不客气地宣称王安石赖以立身的“新经学”是胡说八道，满纸“妖气”，还会传染人。

王安石功成名就后，也没忘提携当日的损友，请刘恕出山主抓新政的核心部分—“三司”工作。如此美差近在咫尺，刘恕却丝毫不感兴趣，当着王安石和满朝大佬的面怼了回去，“谢谢，干不了。”接着还不留情面地指责新政中违反常情、变乱祖制的地方。

王安石的涵养比不上晏殊，更比不上司马光。据史书记载，他听后目光凛凛、脸色如铁，很不平静了一回。旁人见他发了火，或顾左右而言他，或掩耳抱头作鸵鸟状。要不是王安石没发话，他们定会夹了尾巴逃跑。而刘恕却谈笑自若。

那么，在生活之中，刘恕是否也能保持与众不同的本色呢？

熙宁四年(1071年)，因得罪王安石而被贬往南康军的刘恕，前往洛阳拜见同样得罪王安石、被排挤为分司留守的司马光。此行的目的是参加司马光主持的“史学会议”，商定《资治通鉴》的编纂事宜。司马光见刘恕衣被单寒，就把一些旧貂皮被褥送给他。刘恕不想当众拂逆老人的好意，但走到半道就让人送回去了。

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刘恕为何能成为孟子口中的大丈夫？答案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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