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汴梁（开封）的地理位置重要
首先，汴梁（开封）确实是所谓的“四战之地”，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
汴梁地处中原腹地，无山川之险，四战之地，形势涣散，不利于守。战国时魏国定都于此，张仪说魏哀王曰，“魏地四平，诸侯四通辐辏，无名山大川之限。梁之地势，固战场也。”
意思就是：汴梁没有山河之险，难守易攻，典型的属于四战之地。
但就像硬币有着正反两面一样，四战之地，意味着汴梁拥有交通发达的地理优势，尤其是在唐代以后，南方中国越来越繁荣的历史大背景下，便于联系南方的汴梁（开封）变得越来越重要。
汴梁（开封），“西索温洛，东镇 齐鲁，背依燕赵，面控江淮”，四周河流纵横，处汴河中枢位置，向西连接黄河、渭河而直达洛阳，长安，往东南经淮河、大运河抵达长江，连通江淮、两浙、荆湖，并远连巴蜀、岭南，有所谓“汴水横亘中原，首承黄河，漕引江南荆湖，其利远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的说法。
公元前364年，即魏惠王九年，魏国将国都从安邑迁至大梁。因为临近汴河，城内水系遍布，有志称霸的魏惠王开始修浚大梁的水利工程，大梁地理优势更加凸显。
鼎盛时的大梁，城东西长10里，人口30万，是战国时期与秦都咸阳、楚都郢城、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齐名的大都城。
二、汴梁（开封）是如何成为首都的？
汴梁，在历史上的地位变化，犹如一条起伏的曲线。
公元前224年，秦军进攻魏国，包围了大梁(今开封)，强攻无效后，引黄河、鸿沟之水灌城。
三个月后，大梁城坏。魏王假出降，魏亡。
此后，秦国在魏国故地设置砀郡，立浚仪（大梁）、启封两县。
十多年后，这里成为汉高祖刘邦的发迹地：公元前207年，楚怀王“以沛公刘邦为砀郡长，将砀郡兵”。
从此，刘邦走上了帝王之路。
然而，汴梁（开封）却失去了一线大城市的地位，历经西汉、东汉、西晋、南北朝时期，除了南方王朝外，首都设置基本上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摆动。
直到公元907年，唐朝灭亡，进入五代时期，汴梁再次时来运转，成为首都。
后梁建都开封，升汴州为开封府，号称东都。后晋、后汉、后周也都相继建都开封。
为何从五代开始，汴梁（开封）再次成为首都？
原因有二：
1、长安残破。历经安史之乱、吐蕃入侵、黄巢作乱之后，千年古都长安彻底丧失了元气。《旧唐书》记载，883年，来自各路藩镇的唐军在攻破长安后，“纵火焚剽”，以致“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
公元885年，掌握禁军的宦官田令孜，与藩镇军阀王重荣、李克用争战失败，在挟持唐僖宗退出长安时，下令在全城纵火，“唯昭阳、蓬莱三宫仅存”。
公元896年，李茂贞从岐州（陕西凤翔）攻入长安，并在城内放火，至此，整个长安城“宫室廛闾，鞠为灰烬，自中和以来葺构之功，扫地尽矣”。
正因为长安已经如此残破不堪，朱温篡唐后，于公元904年，下令迁都洛阳，“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木）材，浮渭（水）沿（黄）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2、洛阳乏力。五代十国，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分裂，大混乱时期，从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到960年北宋建立，短短的五十四年间，中原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从五代到宋正好是一个从黄河时代向运河时代过渡的时期，尤其是五代那些走马灯一样的政权，立国全凭武力维系，所谓“卫士不下十万”，无论是在洛阳还是长安，要想在乱世中生存，包括家属在内，每年光是粮食消耗，就要达到百万石以上。
军队吃不饱肚子，不要说打仗，忠诚度都有问题。
比如唐德宗时，东南漕运屡因藩镇叛乱而被阻断，关中仓廪为之窘竭，引起朝野的极度恐慌。
当得知江南漕米又运到陕州的消息时，唐德宗激动地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后唐庄宗李存勖都洛阳，得知兵变后，立马起兵前往开封，半路上听闻李嗣源已先一步进入开封，大叹大势已去，撤兵洛阳，不久便兵败身死。
可见早在后唐时期，开封作为战略基地的重要度，就已超过洛阳。
然而，隋唐时代发达的洛阳漕渠系统在晚唐和五代战乱后已经多有荒废，五代立国短暂，根本不可能以举国之力重修洛阳漕渠系统并对接江淮漕运网络。
于是，为了吃粮方便，五代到宋，出现了“汴梁（开封）办公，洛阳祭祀”的奇特景象。
三、汴梁（开封）为何成为北宋的首都？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是为北宋。
因为后周定都汴梁，朝廷上下都是以此为家，因此北宋建立后，赵匡胤依然保持着西京即洛阳祭祀，东京即汴梁办公的模式。
那么，后来很多人诟病的一点，也就是题目中所说的的问题，就出现了：既然汴梁是四战之地，北宋为何执着地定都于此呢？
其原因同样有三：
一是唐代以来尤其是后周世宗柴荣的经营。汴梁之所以能够再次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央，跟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脱不开关系。
隋朝时，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直接推动了位于大运河中枢的汴州的新发展。唐朝时，785年，宣武军节度使治所从宋州移至汴州。
宣武军节度使管辖汴、宋、颍、陈、濮等六州军政，位居中原腹地，成为最强有力的藩镇。
此时的汴州，成为北方最重要的经济和军事重镇。
从朱温建都于汴梁开始，历代统治者都对其悉心经营，五代后期，后周的东京“华夷凑集，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殖盛”；“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凭之资，增添不定”，以致周世宗柴荣继位不久，便“发畿内及滑郑之丁十余万，筑新罗城”。
正是在柴荣统治时期，对汴梁城墙予以大力营建。
955年，后周世宗柴荣因“屋宇交连，街衢狭隘”，下令加筑外城，从此奠定了北宋汴梁城的格局。据考古勘测，外城形似平行四边形，四周城墙总长29180米，面积25平方公里，是旧城的4倍多。不仅如此，三重城垣均有护城河环绕，周边设有水、旱城门多座。
此后，一直到60多年后的北宋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开封才第二次大规模扩建。
可见，正是柴荣将唐代以来日益繁荣的汴梁建成中原大地屈指可数的帝都。这份厚礼，赵匡胤怎么也舍不得随随便便就弃之不用。
二、北宋强干弱枝的国策决定了要养活数量巨大的禁军。鉴于唐代中后期藩镇割据，中央衰败以及五代时期政权犹如走马灯一样变换的教训，北宋统治者在事实上执行了“重文轻武”及“强干弱枝”的国策。
宋朝初期，皇帝收天下精兵组成禁军，除了部分驻扎边境，很大部分驻扎汴梁。
如宋太祖时，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就指出：“东京有汴河漕运之利，能每岁运至江淮粮米数百万斛，都城内外兵卒数十万人，全都仰仗此供给。”
宋太宗时期，汴梁约有禁军及其家属70万人。宋仁宗时，北方驻兵一千七百三十二指挥，其中，开封府界就驻禁兵六百八十四指挥，比北方任何一路强得多，仍足以“内外相制”。
数量如此巨大的军队，无论是调动，还是食粮，都离不开汴河漕运的巨大便利。
反过来说，方便的漕运又使得北宋越来越依赖，而难以轻言舍弃。
如到北宋中期，已经是“内外仰给” 于江淮漕运：及收东南之地，兴国初，始漕江淮米四五百万担至汴。至道间，杨允恭漕六百万担。自此，岁增广焉。
三是自古以来就没有不被攻克的城池。宋太宗阻挠太祖迁都洛阳的举动，往往被人评价为短视和私心。
但从历史经验来看，确实是“在德不在险”，秦国的函谷关挡不住关东义军的烽火，长安洛阳素有山河之险，历史上依然屡屡被攻破。
除非把都城修到天顶星去，当真指望一座都城的地理险要来保卫国家安全，恐怕无异于痴人说梦。
土木堡之变后，于谦能守住北京，苏德战争中，苏联军队能守住莫斯科，依靠的都不是地理险要，而是上下一心誓死抵抗。
假如复盘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我们会发现，北宋之所以灭亡，完全是因为宋徽宗宋钦宗这对蠢货父子花样作死（这个需要一篇文章才能详细说清），否则南下的金军无论如何也无法攻克汴梁灭亡北宋。
正因为朝廷上下衮衮诸公颟顸无能，即便是拥有所谓山河之险的洛阳，也并没有比汴梁的抵抗得更久，守卫洛阳的大宋西京留守兼西道督总管王襄弃城而逃，尽管他手下有三万人马，却毫无斗志，以至于金兵毫不费力地占领了洛阳。
赵匡义当初即便真的迁都洛阳，碰到宋徽宗宋钦宗这两个活宝后代，同样没辙。
所以，首都设在哪里，和朝代的兴亡更替并没有直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