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民国元年)7月2日，澳门蓝府传出了婴儿的哭声，蓝剑俊的夫人为蓝家添了一位千金，为她取名巽宜。蓝家是富有的苗族人家。
蓝巽宜
蓝妮的祖父蓝和光，号熙庵，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举人，曾任广东香山县知事，蓝和光有三子，长子蓝剑俊、次子蓝建勋，三子蓝继勋。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担任过龙云的副官。
1900年，举家迁移澳门，曾前往湖南、广东、浙江及澳门等地区经商、办厂搞实业，为蓝家创下了基业，成为一位事业有成的实业家和商人。
蓝剑俊，字敏裕，号午楼，曾是孙中山先生共和思想的追随者，早年曾经参加同盟会，追随黄兴从事反清革命，在黄兴部下任参谋长，后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但蓝剑俊后来没有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阵营，而和北洋军阀拉上了关系，与孙传芳换过帖，曾任江苏无锡的税务局长。母亲方淑贞也是名门闺秀，能写一手好字。亲自教授小蓝妮中国古典文学，让她很早就接受了中国文化的熏陶，对她的要求极严。她的父亲特为女儿请了一位学问很深的塾师，教她读《四书》、《五经》，每天所教的内容必须读后背诵。当背诵时，她把书摊在先生的桌子上，背朝着站在先生的椅子边。蓝妮曾回忆说：“有次书未读熟，我趁先生不备，不断回过头去偷着瞧书本，终于被先生发觉，竟被罚跪了半天之久”。蓝妮幼年的学习在她脑海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26年，祖父因产生乡恋之情，独自回云南老家去了，蓝妮随父亲又来上海，后来经通州陈保初的推荐，出任常熟沙田局长，为蓝家积聚了一笔的家产。
蓝妮
蓝妮从小就显得美丽俊俏、聪明伶俐，而且她的美有强烈的异域色彩，不同与一般的汉族女孩，她高鼻深目，眼睛瞳孔的颜色还有些湛蓝，就像洋娃娃一样，人称“苗王公主”。等到上学时，祖父和父亲给她起学名蓝业珍。蓝家这位小姑娘的嘴巴甜，亲和力特别强，同学间有矛盾，她只要一掺和，大家又都喜笑颜开了，有同学开玩笑说业珍就是一把烂泥，把大家都糊到了一起。因为姓蓝，字音与“烂”只是声部的差别，于是有好事的同学同学们给她取了一个绰号“烂泥”，她一点也不生气，后来她自己干脆将“烂泥”取其谐音“蓝妮”作为自己的名字。
原本像她这样的女孩子，拥有先天优越的家庭背景与美貌，大可以享受金色年华，可是，她却因为家道中落，过早体会了人生的跌荡辛酸。
1926年，蓝妮的父亲蓝剑俊与好友陈保初一同外出时，途中遭歹徒袭击，那位好友当即中弹毙命，亲眼目睹友人被打死之后，父亲回到家就精神失常了。从此丧失了工作能力，只得在家长期休养。家庭经济入不敷出之际，蓝剑俊想起尚有二十万两银子被把兄弟刘德辅借去，在香港开办摆渡汽车的渡海轮船公司，便想到去香港向刘德辅索取这笔借款，同时借机去求觅名医治疗精神病。那时，蓝妮和两个弟弟蓝业广、蓝业申还年轻，无法陪有精神病的父亲去香港。蓝妮的母亲考虑再三，无奈之下请老仆丁福和高福陪伴她丈夫去香港。到香港后，蓝剑俊费了好大劲才找到把兄弟刘德辅。可刘德辅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一口咬定根本没有向他借过这笔巨款，而且当看到蓝剑俊患有精神病时，竟然一点旧情也不念，连地主之谊都不尽，就马上打发他和两个老仆回上海。
屋漏偏逢三更雨。蓝剑俊一行回到上海，两个老仆此时见利忘义，不但没有送主人回家，反而席卷了主人带去香港看病的费用和所有盘缠，逃之夭夭。蓝剑俊去香港不但一无所获，而且遭此一番打击，病情更加严重了。三年下来，蓝父病情非但未见好转，蓝家财力却已是捉襟见肘了。这个温馨的家庭蒙上了阴影，蓝家的生活从此陷入困境。
面对家庭的困境，无奈，母亲硬着心肠，对蓝妮说出了她解救蓝家的方法。 原来，同住上海襄阳南路上的时为南京政府的财务部常务次长李调生，提出愿意为其次子李定国聘娶蓝妮为媳妇，如果蓝家应承了这门婚事，可以每月给蓝家津贴100元。当时才17岁的蓝妮，望着日渐衰老的父母，蓝妮含着眼泪说不出一句话，少女的矜持使她连肯定或否定的表示也无法表达出来，面对无助又可怜的父母，只能答应了结婚，以图此举能解脱蓝家的困境。
1929年，正在学校读书的18岁的蓝妮，出嫁给李定国为妻。蓝家等于是“卖婚”，这样的前提，也注定了这桩婚姻不会美满。
蓝妮的丈夫李定国，字任卿，1910年9月13日生，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肄业，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李外貌也很俊美，又喜好京剧，且能唱上几段自得自乐，论年龄他只比蓝妮大两岁，看来两人似乎是很般配的了，但是李、蓝婚后很不和谐。
李家是封建的汉族官僚人家，府中规矩极多，李家老辈人亦常以是李家出钱资助了蓝家解困，蓝家理应对李家感恩戴德，并不将蓝妮平等看待，有时甚至连佣人也不把她放在眼里。致使蓝妮这位生性倔强，生活随便惯了的苗家女儿，很不适应。处处受到歧视蓝妮对这些都忍气吞声，希望能与丈夫厮守，熬到出头的那天。但她最不能接受的是，丈夫人虽风流倜傥，但胸无大志。每天无所事事吃喝享乐，既不想出外做官，又不思经商挣钱，终日呆在家中，陶醉于安逸之中。见过世面也饱读诗书的蓝妮，想与丈夫谈点什么，但两人缺乏共同语言，结婚5年，好像从未深交似的。
1934年，不到23岁却已经为李家生下三个孩子的蓝妮，再也不愿意做“生育机器”。毅然与李定国离婚，抛下一儿两女，时年她年仅23岁。她当时委托大律师吴凯声 来调解，经过双方的同意，并未通过法院接办，就办妥了离婚手续。李某虽为财政部次长之子，并未付出任何赡养费用，即办妥了离婚事宜。吴凯声后来遇到她，出于同情曾问她：“你离婚后怎么打算？”她坦率地回答：“我身上现在还有几百块钱，用完以后，就去投黄浦江”。
1934年，蓝妮离开李家后，为了生存，蓝妮离婚后涉足上流社会，好在她读书时有一大帮女同学，不时邀请她出席各种社会交际活动，成了著名的交际花。
1935年暮春的一天，忽然接到同学陆英的电话，邀她晚上到她家赴宴。就在这次家庭宴会上，她认识了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从而改变了她的一生。孙科，孙中山先生的独子，是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1912年孙科出国留学时，就与表妹陈淑英在檀香山成亲。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科供职于此，由于南京湿热难熬，夫人陈淑英生病，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便返回澳门养病。孙科与蓝妮结识的时候，他正独居在南京。
那天，蓝妮打扮得端庄、飘逸，她在与一些熟朋友打过招呼后。她发现人群中一直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在注视自己，朝那方向看去，是一名戴着眼镜、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正对着自己微笑。蓝妮的同学向她介绍说：“这位是立法院院长孙科先生。”孙科立刻从沙发上站起，举杯向蓝妮敬酒，蓝妮感到受宠若惊。孙科已被这位宛如西洋小姐的美色所倾倒，加上蓝妮知书达礼，熟谙英文，使得他心驰神往。从此，蓝妮和孙科的交往日渐频繁，因孙科常单身在南京当官，生活上缺少照顾，他就延聘蓝妮充当他的私人秘书，帮他办理一切公私事务。
不久，蓝妮以民国立法院院长孙科私人秘书的身份出现在南京。孙科无论工作还是一般性交际，蓝妮总是陪伴在侧，感情与日俱增，成为形影不离的伴侣。孙科不顾家庭与社会的压力，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消息传出，自然引来社会舆论，说孙科不爱江山爱美人。为了不事声张低调处理。蓝妮和孙科结合既没有办理正式手续，也没有举行正式婚礼，只请了立法院的同事，一共摆了4桌酒席。席间，在同事的祝贺声中，孙科笑道：“哈哈，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啊！”
蓝妮与孙科结婚照
婚后，孙科蓝妮出双入对，非常恩爱。为了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贞感情，他亲笔给蓝妮写了一张字据：
我只有元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
孙科 廿五、六、廿六
“廿五”是指民国25年（1936年），孙科称蓝妮为蓝巽宜（蓝妮本名）。孙科为蓝妮立字据，尊称她为“二夫人”、“二太太”，这充分说明了他对蓝妮地位的认可。
1938年8月6日，蓝妮在上海法租界生下女儿，孙科起名孙穗芬。抗战时因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将女儿托付娘家照看，追随孙科也到了重庆。当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蓝妮又有幸时常跟随孙科去往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会见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商讨抗日救亡大计。蓝妮则在私下里与邓颖超结为好朋友，她称邓颖超为“邓大姐”，邓对蓝妮十分尊重，称她孙太太。
1940年春孙科夫人陈淑英来到重庆，蓝妮为避免尴尬选择回避，决定离开重庆，去上海照料自己的女儿和家人。在征得丈夫同意后，独自赴日伪占领下的上海，回到了女儿孙穗芬的身边。但她作为母亲，为解决自己目前生活上的困窘，还要不断接济与前夫所生的3个孩子，开始与人合伙承包工程。凭着她的地位与人脉，蓝妮与陈公博、周佛海等汪伪要员往来密切，周旋于上层社会，开始涉足地产。
玫瑰别墅
她看中了法租界复兴西路的一块地皮，蓝妮向上海当时的地产大王之一杨润身求助，杨对那个地方作了实地考察，觉得那里确有投资价值，也出于对美人的欣赏，决定资助她完成心愿。杨多方活动，很快将那块地皮弄到了手，然后请沪上4个著名的建筑师奚福泉、黄大猷、赵涤和陈植进行设计。建筑师们根据这里的地形与环境，设计建造了7幢房屋。每幢房子又各有变化，风格各异。房子都是独立的三层花园式结构，分别使用7种不同的颜色，外观十分醒目、别致。蓝妮亲自督工，依图建造。马路口的两幢洋房是人家的，后来蓝妮也出资买下。这样，整条弄堂都是她的了，蓝妮给它们取了一个十分优雅的名字：玫瑰别墅。按当时的地产行情，玫瑰别墅市值达35万元，堪称一流。
蓝妮的地产事业越做越大，另外又从事房屋建筑，进口德国油漆颜料等。据蓝妮讲，到了解放前夕，除玫瑰别墅外，她还有多处房地产，仅虹桥路就有50亩地。曾任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局长的俞鸿钧，就看中她的房子，但她没有同意出卖，她自称那时的房地产值几百万美元，那些房地产是她奋斗十几年的全部心血。
日本投降后，一向同孙科关系不好的军统头子戴笠在主持上海主办逮捕汉奸、查抄逆产之际，认定蓝妮在抗战期间居住上海时，曾与汪伪上层人士交往过密，以“汉奸嫌疑”将蓝妮关进监狱。蓝妮从未担任过伪职，谈不上当汉奸，再加上孙科向蒋介石求情，并以辞职相要挟，在得到蒋介石的手谕后，关押三个多月蓝妮回到家，大放鞭炮以示庆贺。
1946年夏天，蓝妮在出狱不久，女儿孙穗芬又遭绑架。绑匪开口30万美金，经过一番讨价，最后讲定10万美金的赎金。当时，国民政府已于5月还都南京，蓝妮马上打长途电话向孙科告知事情经过，孙科要其报警，蓝妮生怕歹徒伤害女儿不愿声张。为了筹集这笔巨款，蓝妮打电话给上海地政局局长祝平，要他把复兴西路玫瑰别墅的七幢房子单据(旧时买地的一张凭证)，立即改成正式的房契，然后抵押给银行，才凑得10万美元，终于将女儿救了回来。而谁也不知道是，绑匪吴永吉、宋玉树二人恰恰还是蓝妮的朋友，吴永吉是上海久大银行经理，此人嗜赌如命，整个家产几乎被他输光。宋玉树也是开银行的，由于那时上海的金融业不景气，他的银行因此停业关门，为此两人狼狈为奸，密谋策划绑架了孙穗芬。
李宗仁与孙科
1948年孙科参选副总统之时，发生所谓的“蓝妮事件”，结果不仅孙科落选，而且导致了她和孙科的不快。从此和孙科劳燕分飞，结束了近十三年的夫妻关系。
同年，政局动荡不安，蓝妮看到上海已难安身，考虑再三先把女儿和弟弟蓝业申送往香港，自己则于1949年4月离开上海。她晚走是有原因的，她父亲患病住院，母亲又不愿抛下丈夫随女儿远行，她不得不想方设法安顿好父母才放心。她当初想此行不会长久，很快就会重返上海，所以临走时，倾注她一生心血的房地产都未变卖，但后来时局的急转直下是她万万没有料及的。蓝妮到香港后，惟恐坐吃山空，就依靠在上海滩人头熟，关系广的优势，以弟弟蓝业广的名义，在雪厂街开了一家大隆金号，从事K金的买卖炒作。这次的生意很失败，蓝妮的大隆金号最后关门大吉，蚀掉全部家当，走投无路，一时情绪低落，自杀未成。
蓝妮晚年回忆在香港的一段岁月，不无感慨地说：“解放后我在香港，没有钱，很苦，吃萝卜干。”不过，她又很欣慰而自豪地说：“正因为那时穷，才培养出自己几个孩子。”当时，蓝妮尽管在生意场上不顺利，但她把女儿孙穗芬看成是自己的希望所在，想方设法为女儿创造优越的教育条件。孙穗芬先进英皇佐治五世学校读初一；1951年到台中天主教创办的静宜书院读书；1954年又回香港英皇佐治五世学校，高中毕业后到台湾，进航空公司当空姐。
1957年，女儿孙穗芬在台湾和美国航空公司飞行员孙康威结婚。后来，孙穗芬前往丈夫航空公司所在地泰国曼谷。蓝妮亦告别居住了十几年的香港，随女儿一家在泰国生活了四年。
1962年，蓝妮又随女儿一家移居美国，母女俩加入了美国籍，后来她单独定居旧金山。此时的蓝妮，虽然在华侨妇女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但与她年轻时代在国内的显赫名声相比，则有天壤之别。幸好她甘于寂寞，又有女儿、兄弟和外甥们常去看望她。
1973年孙科病逝于台北。蓝妮没能去台湾和孙科见上最后一面，但她嘱咐女儿孙穗芬赴台为孙科奔丧。
1982年秋，中央统战部盛邀蓝妮母女回祖国观光。9月18日，她登上飞机，穿越太平洋，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大陆。在首都机场 ，虽然已是晚上，但踏上这生养自己的故土，70高龄的蓝妮笑脸上挂满泪花。最让她难忘的莫过于在女儿孙穗芬的陪伴下，到中南海 拜会了她敬仰的邓大姐。在北京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亲切称其为“孙太太”，令她激动万分。之后蓝妮又受到杨静仁 、康克清 等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的接见，专门设宴招待她们母女，对她的大陆之行极为重视，并发文给她们即将访问的省、市，希望各地悉心照顾这两位特殊的客人。10月1日，蓝妮母女又应邀出席了国庆大典。
锦江饭店套房
上海是她们母女俩中国之行的重要一站。10月2日，蓝妮来到了久违的上海，住进锦江饭店。她动情地说：“过去我想去台湾与女儿同住，不被允许。而今祖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欣欣向荣，到处都是一片大好美景。现在台湾请我去，我也不去了。我倒是想回到上海定居”。蓝妮在上海受到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她心情舒畅，与陪同人员畅谈往事。在蓝妮回来前，国民党当局获悉她要来大陆，通过国民党元老张群将台湾的“出入境证”寄给她。蓝妮对国民党驻美办事处的人说：“我是你们黑名单上的人（指蓝妮抗战胜利后被当成汉奸、特务而关起来），我不要去台湾。”她还说：“现在院长（指孙科）都死了，我还去干什么？” 蓝妮此番来上海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与房地产部门洽谈关于解放前她在上海的房地产的归还问题。但因她行色匆匆，事情未能办妥。
访问的时间结束了，蓝妮一步三回头，登上飞机，依依不舍地告别亲朋好友。一回到美国，蓝妮就迫不及待地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她吐露了自己对故土的深深怀念，并明确提出回国定居的要求。
198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邓颖超向蓝妮郑重发出邀请，请她和女儿孙穗芬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同时请她永远留下来。收到这样一个邀请，蓝妮高兴极了。在海外漂泊多年的蓝妮终于决定叶落归根，回国定居。蓝妮到上海后，有关部门一边安排蓝妮住进了锦江饭店，一边设法解决她的房产问题。蓝妮在锦江饭店一住就是五年。蓝妮当时年逾古稀，身体欠佳，华东医院就派医生、护士到锦江饭店出诊。据当年去过锦江饭店的原华东医院护士刘萍回忆，蓝妮在就诊时常会谈到玫瑰别墅，那些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重新住进自己的房子。最终，政府将玫瑰别墅中的一幢给了蓝妮。
1990年3月18日，蓝妮终于搬进了属于她自己的家。蓝妮搬回家前，对房子重新装修一新。客厅北墙挂着一幅女儿孙穗芬的肖像，而东墙正中挂着一幅蓝妮与孙科的合影，特别显眼。据说，这两张照片挂放的位置和原先完全一样。蓝妮介绍说：“这幅照片是1935年我和孙科结婚时在上海拍的。” 蓝妮晚年深居简出，几乎足不出房，偶尔到花园里散散步，她在花园养花草，以寄托热爱生活的情愫。蓝妮年轻时就喜欢搓麻将，晚年在上海独居，当年交际圈的朋友大多作古，平日无所事事，常以搓麻将来消闲。在她宽敞的客厅里，安置着一只当时少见而别致的麻将桌。她从回国定居后，只出过一次远门，那是到香港去看病，医生是她的熟人。蓝妮作为孙氏家族成员，和孙家后人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可她对婆婆卢太夫人十分怀念，晚年曾想在翠亨村孙中山故居为卢夫人、孙科母子俩立两尊铜像。
与女儿孙慧芬
1996年9月28日，一代佳人蓝妮在上海悄然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一站，享年85岁。她的女儿孙穗芬为她操办后事。当时，人们没有看到有关她去世的点滴消息。一代佳人，就这样悄然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