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古代名人中选出疑似“穿越者”，你会选谁？
有资格的人不会很多，但王安石肯定是其中之一。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人如王安石一样，评价被两端极化。赞扬他的人说，王安石是与诸葛亮、王猛、张居正并列的古代四大政治家；而批评他的人说，正是王安石进行变法，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11世纪，王安石主导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帝国–北宋的改革。这时的北宋帝国，虽然表面一片繁荣，实际根子上已经开始腐烂。在此之前，王安石有25年的地方治理经验。部分新法内容，王安石早就在自己的治下进行过试验，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皇帝屡次想升王安石的官，都被他拒绝了。这并不是王安石无意于仕途的升迁，而是他胸怀更大的理想。直到年轻的宋神宗继位，王安石这才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他愉快地接收了朝廷的任命书，开启了实现抱负的悲伤之旅。
先知是寂寞的。王安石看得太远，以至同时代的人在他眼中都是短视之辈。王安石希望朝中的大臣能够与自己合作，可这些人的世界观与王安石的认知大相径庭。王安石曾和反对新法的代表人物司马光御前辩论。王安石说，“我们通过资本投资来获取收益。”这种观点现代人看来再平常不过，在古人那实在没办法理解。司马光说，“天下财富就那么多，朝廷的收益多了，老百姓的收益自然就少了。你那一套还不就是剥削老百姓吗？”道不同，不相为谋。
事情还是得有人做。正人君子因理念不同而不肯屈服没有关系，得到宋神宗支持的王安石手中，有的是高官厚禄。有一首元曲写得好：“宁可少活十年，不可一日无权。”有些人看到王安石手中的筹码，自然趋之若鹜。不用说都知道，这是一些怎样的人，他们看上了什么东西。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安石用小人去实施新法，结果可想而知。为了完成工作指标，这些人无所不用其极。例如“青苖法”的施行，就完全违背了新法的本意。本来“青苖法”是借贷给买不起种子的贫农，到收获时归还本金外加30%的利息。一年期利率30%，现在来看已经算高利贷了。但在当时这个利率不算高，如果能认真推行，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是有良好促进作用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真正需要买种子的贫农没有值钱的抵押物借不起债。怎么办？督促实施新法的官员心知肚明，如果完不成工作指标，只有丢官的份。死道友不死贫道。这些业绩至上的宵小，决定运用国家的力量，强迫人贷款。为了减少呆账风险，做出“杰出政绩”，贷款的对象，只能是有钱人家。有钱人家本不需要贷款，可对不起，你必须交这个钱。“青苖法”遂由利民之法变成了坑民之法。其它各项新法的实施大体都如此。
于是朝廷之中反对之声四起，这些反对者有个共同的名字：君子。王安石给这些人贴上的标签却是“腐儒”。其实这些人里面，大部分都是很跳脱的，例如苏轼。王安石曾写了一本《字说》，解释文字起源，有的就不免附会，比如说“波”是“水之皮”。有一次苏轼故意跟他开玩笑。苏轼说，“‘鸠’字是九只鸟，看来是很有道理的。”看着一本正经的苏轼，王安石真以为这位大才子有新的发现，可以禆益自己的著作。他目光炽热地看着苏轼，期待下文。苏轼说，“《诗经》上有诗，‘鸣鸠在桑，其子七兮’，加上爷娘，不正好是九只吗？”王安石这才反应过来，气得七窍生烟。苏轼很快便为自己逞一时口舌之快而付出了代价。
对待政敌，王安石从来都是毫不手软的。不管这些人道德品行高低，不管才学韬略多少，也不管与自己的私交深浅，王安石一律将他们踢出局。王安石的性格固执到几近偏执，听不进其他人的意见。最后，他身边剩下的，只是一群小人。
小人之交甜如醴，所争的都是利益。新法弄得天怒人怨，宋神宗内心无比纠结。王安石身边的小人趁机发难，将一些王安石与他们的私密信件，呈送给皇帝。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开始动摇。给予王安石致命一击的是一幅画，这幅画的名字叫做“流民图”，出自宫廷一个小官员之手。宋神宗看到画上描绘的惨状，掉下了眼泪。画面比文字更动人心，原来古人早就知道“文不如表，表不如图”的道理。
事情已经无可挽回。王安石非常“光荣”地退了休，他被封公爵，领着丰厚的退休金。但天下人都知道，王安石再也回不去了。王安石在南京过着颇为不堪的晚年生活，他了解到一些新法的真实施行情况，痛悔自己所用非人；最宠爱的儿子又不幸死在自己之前，白发人送黑发人，更添凄凉。
王安石在凄凉中死去，这时正是他的老对手司马光当政。司马光毕竟是个君子，他为这个伟大的改革家下了个定论：“其实他为人并不坏，只是太固执了点。”王安石随流风而逝，但他造成的后果却是极具破坏的：从此北宋陷入了新党与旧党的党争之中，你方唱罢我登场。北宋非但没有富强起来，反而越来越衰弱。在王安石死去的几十年之后，北宋灭亡。
西风残照，王安石的寂寞无人能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