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申明：本文由君主日记原创首发
洋务运动的初衷是好的，遗憾的是朝廷大多数官员只是在利用民资，李鸿章和其他洋务派官员“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洋务运动实际上只是一场自救运动，是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与真正的富国强民背道而驰，他们学习西方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形似而神不似，终究只能管中窥豹，学得一二皮毛而洋洋自得，更有甚者在各企业逐渐做大后，朝廷开始排挤民间商人，官员挪用资金，中饱私囊，内外勾结使很多投资者一夜之间沦为乞丐，负债累累，悬梁自尽，跳河轻生者不知凡几。
宰相肥而瘦天下 长袖善舞靠孔方
李鸿章每办一个企业，不仅接收商人赠送的股票、干股，收授贿赂，还利用资金贿上恩下，洋务派各个腰缠万贯，生活奢靡，据容闳《西学东渐记》估计，李鸿章资产约合白银四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年财政收入的近二分之一。民间素有“宰相肥而瘦天下”之言。
李鸿章不仅自己是大地主大官僚资本家。李氏六兄弟，仅在安徽老家“每人平均有十万亩”，“其在外县更无论矣”。李鸿章本人所置田产，每年可收租五万石。直到1936年，“李文忠享堂每年收租稻仍有三万石，有人称，李氏兄弟六人，“一、二、四房，约皆数百万，而不得其详”，分家时“析为五，每房见银三十五万两，田产典铺在外。六房早卒，遗寡妻幼子，兄弟五人，合银二百万两与之，而五房极富，家中田园、典当、钱庄值数万元不算，就芜湖而论，其街长十里，市铺十之七八皆五房创造，贸易则十居四五。合六房之富，几可敌国。”（引自《富可敌国的李鸿章:一份女儿的嫁妆，子孙三辈人都花不完!》）。
李鸿章迎来送往这一笔开销是巨大的，丁宝桢升任川督路过天津随手就是一万两，进京给恭亲王奕忻等王公大臣送礼更是数以万计。为保持自己权位，对贪婪成性的慈禧、李莲英及王公大臣的各种孝敬、贺礼、节仪，收买京中御史和百官们的种种使费必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此外，李鸿章一路银钱开道与各国关系友好，出手阔绰，利益均沾，人称李财神，人见人爱，威风八面。这些都从关税、企业、民间而来，宰相肥而天下瘦绝非空穴来风。
以夷制夷终不济 割肉饲虎怒难熄
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代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出色的外交能力使他获得朝野俱赞，从此官运亨通，渐渐开始主导外交。
李鸿章在外交上一方面银钱开道与各国外使建立良好关系，另一方面一直遵循“以夷制夷”、“外须和戎”、“避战求和”、“诚信为本”，一心想要营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在他的努力下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
1874年中秘签订《会议专条》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在秘华工的利益，在他的努力下，英国国会禁止了对华的鸦片贸易等。但打铁还需自身硬，“以夷制夷”能成功的前提一是清朝自己足够强盛，至少能入列强之眼，另一个是诸夷矛盾重重。
纵观当时的局面，清朝门户洞开、政治腐败、主权丧失、军队糜烂，完全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再者，各国在侵略清朝，瓜分利益下虽有矛盾与冲突，但却始终共守“利益均沾”原则，各国往往勾结起来共同施压攫取更大利益，偶尔给点甜头，做些让步，指望列强出手帮忙简直天方夜谭，李鸿章“不学无术”在外交上取得小小成就却沾沾自喜，他至死都没明白“弱国无外交”，他所取得的一些成就不过是列强间追求平衡的结果。
李鸿章在外交上的愚昧与短视使他成为各国指定的外交对象，各列强或勾结起来，或示好利用。中俄签订《中俄密约》时俄国擅自更改内容欺骗李鸿章签字便是明证。我待之以诚，彼还之以刃，可悲可叹！
《中秘通商条约》与《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李鸿章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同时不可避免要付出代价，条约要求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这一切表明列强的妥协不过是为了追求更大利益，李鸿章的外交成就不过是割肉饲虎，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当时成功收复新疆的左宗棠认为李鸿章“比十个法国将军更坏事”。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日本趁机出兵攻打朝鲜，李鸿章一味避战求和，竟然向朝廷建议放弃朝鲜的藩属地位，把事件定义为日朝两国纠纷，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清朝的软弱无能使日本气焰越发嚣张。
李鸿章为了贯彻“和戎避战”的外交思想，一味妥协先后签订了三十多个条约，据理力争之下减免了不少赔偿但先后开放多个外交口岸，先后租借旅顺、胶州、香港等地，出卖了大量利益，尤其是《中俄会订条约》，李鸿章与张荫桓收受贿赂，说服清廷签订条约，成为人生又一大污点。李鸿章与各国签订条约收受房屋不动产、银行存款、贵重礼品不知凡几，朝野上下口诛笔伐，时人有“汉奸李二先生”之称。
卫海疆力建海军 甲午海战成泡影
两次鸦片战争，各国侵略海疆，使李鸿章等人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甚至愿意提议放弃新疆转而全力巩卫海疆。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光绪十年（1888年），法国侵占越南这使清政府终于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
中法战争之后，清朝海疆平定了一些时间，加上朝廷大多数官员认为清朝之敌是英、法、俄、德等国，仍然天真的认为日本不足为患，海防派与陆防派，洋务派与保守派，主站派与主和派党争越发激烈，海疆无战事，因此朝廷以财政紧张为由缩减了海军预算，加上淮军军纪松弛，疏于训练，贪污成风，不习海战战术，装备落后，因此，渐渐停顿甚至倒退，与日本的差距越来越大。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次，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此时此刻，李鸿章依然坚持“避战求和”、“外和诸戎”策略，不但不积极备战，更寄希望于“以夷制夷”，李鸿章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战争以不可避免。
北洋舰队为李鸿章一手督建，可以说北洋舰队即为李家军，李鸿章任人唯人，“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机偾事，贻误大局“，其所任朝鲜守将“逃跑将军”叶志超先是弃公州出汉阳东，逃往平壤，后把牙山败逃说成是一路打败日军而转移到平壤，向清廷为其请功。清廷闻报，大为嘉奖，赏银2万两犒军，日本攻平壤时在胜负难料时弃平壤一路狂奔五百里退到中国境内，畏敌如虎，胆小怕事竟成一军之帅！
其所推荐的北洋舰队水师提督丁汝昌同为安徽子弟，当时北洋海军的提督，还可以有别的人选，比如科班出身，留学归来的刘步蟾、林泰曾等。但李鸿章保举丁汝昌，因为丁汝昌是安徽人，是他的淮军嫡系，而其他海军将领，大多是福建人，任用丁汝昌，能保证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绝对控制。
丁汝昌任内，治下不严，手下将领们拉帮结派，不善海战，疏于训练，不知变通，只知一味遵循李鸿章“保船避战”的策略，最终致使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可以说李鸿章负有不可推卸之责，当然将全部责任推给他也是不公平的。
北洋海军自正式建军后，就没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北洋水师有军舰25艘，官兵4000人。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但清朝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甲午战争时有炮无弹，灭亡已是定局，可怜三十五年洋务运动，无数人富国求强美梦化为泡影。
背骂名屡签条约 争长短死不瞑目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朝甲午战争战败，慈禧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
他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做出一些让步，但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甚至恐吓道李鸿章“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据说他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最后无奈签字，但心酸可知。
《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沸腾，李鸿章一时臭名远扬，清政府为平息民怨，解除了李鸿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亲自点名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
光绪26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催其北上议和。李鸿章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但他还是前往。
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由于心理压力巨大，李鸿章病倒了，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在“议和大纲”上签字。但签字后的八国没有退军迹象，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级官员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从一开始提出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两。在他逝世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雷萨尔还在病榻前，逼迫李鸿章在欲将东三省置于俄国势力范围的条约上签字，李鸿章置之不理，“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最后带着对清廷的牵挂吐吟完绝命诗血而亡死不瞑目。
编者按:对于李鸿章来说，甲午战败确实是人生的滑铁卢，但纵观其一生，绝不能简单的定性为卖国贼，他敢于任事，通练明达，不避劳苦，不惧谤言。但正如梁启超所评“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李鸿章确实替整个清廷背了锅。
但若说他是圣人，那也言过其实，他任人唯亲，贪污受贿，杀良冒功，存在一系列清朝官员的通病，他所谓的洋务运动，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挽救清朝统治，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
梁启超对他做了精准评价:“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曰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曰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固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笑百步也。”
割地、赔款、签约确实非他所愿，但身逢其时，确实身不由己，他曾自评道:“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所以后人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人总说盖棺定论，但李鸿章一生确实充满争议，小编认为吹捧为圣人太过，卖国贼也不至于，他充其量是一个清朝忠臣罢了，可惜为时局所累，留下千古骂名。“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礼贤下士时,若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小编不仅感慨李鸿章若是早逝三十年，又会获得多么高的赞誉而不是挂尸游街尸骨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