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上下僭越，礼乐崩坏，周室的宗法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进入战国时期，各大国统治者为了扩大疆域、称霸诸侯。
除了求才以达富国强兵，还彼此征伐掠夺土地，战争也比春秋时期更加频繁，附加于人民则是沉重的赋税与徭役：
一方面虽是往封建一统的理想发展，另一方面对人民也产生了严重的灾难。在这样的环境下，孟子抱着经世济民的政治态度，对诸侯国进行游说，宣传仁政，其政治思想与当时战国时代政治结构有密切的关系。
唐代藩镇分布
中唐时代，国势由盛转衰，最严重的问题乃是藩镇割据，无论是政治或经济上与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的局面十分相似，韩愈对这样的现况深感痛心，匡正时弊不遗余力，韩愈对孟子的推崇备至，孟子的政治理论必然对韩愈产生影响。笔者试举例如下，《孟子》篇章中有：
韩愈承孟子以为禹是贤君，于是揭示禹传其子，乃是怕引起后世争乱。
另一个例子是：齐国的大夫蚳鼃因为担任狱官，得以常和国君接近，但他对国君却没有任何谏言，引起孟子的疑义，后来蚳鼃听了孟子的话谏言齐王，却没有被接受，后来就辞官了。
然而齐国人民质疑孟子不谏言、也不离开，便在背后讥讽他。孟子便回应：
孟子认为有官位职守的人，如果无法把他分内的事做好就该离去；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不被采纳就该离去，而孟子当时乃为宾师之位，未尝受禄，没有官位职守的人，也就没有进言的责任。
韩愈画像
韩愈承继其意，作了〈争臣论〉，议论的主角是当时的谏官阳城，上任五年却唯唯诺诺，对皇帝无所规劝，韩愈因此写了这篇《争臣论》加以评论：
文中引了孟子“有官守、有言责”之词，认为阳城高位又享厚禄，即应勇于谏言，〈争臣论〉言词上义正严词、激切明快，意义上延续为官有道的思想，颇富孟子遗风。
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劳动与职业的分工日益细致，脑力与体力的劳动分工也日渐明显，进而出现”士”的阶层。社会分工几乎是先秦诸子们的共识。孟子认为社会成员应予以分级和管理：
孟子认为社会分工有其利益与必要性与，社会上任何一个人的需求，都是“百工之所为备”的原因，通过分工和交换，人们的各种需求才容易获得满足。
这种社会等级的概念自春秋战国时期就非常普及，除了道家与早期农家，几乎都持这种想法。韩愈说：
韩愈认为每个职位都有它的权利义务，各司其职，提出君出令、臣行君之令、民事其上的社会分工观，可能就是承袭孟子的思想。
孟子依此建立了人伦之道，其中多处申明君臣之义，如：
孟子虽然非常强调仁政和道德教化，但在国家的政治运作中，礼仪也是具有相当的作用，孟子如此重视人伦，这样强调君臣之义，是为了当时伦理道德的混乱、统治秩序的崩坏而提出的，而韩愈的时代背景也是一样的，他在〈原道〉也对君臣之义提出见解：
韩愈重视礼法与政治伦理秩序，他在〈送浮屠文畅师序〉就说过：“是故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
为的是维护君臣道义，巩固封建制度，兰翠先生就说：
"韩愈所强调的君臣各自的职责，以及君臣位置的法则，其目的就是要反对藩镇分裂，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君主制度，维护国家的统一，毫无疑问，韩愈的君臣之论与孟子是一脉相承的。"
两位有相似的时代问题，说韩愈承袭孟子的理论于中唐，也是十分妥当的。
儒家思想的鼻祖孔子
孟子当战国周室衰敝之际，衡量当时的局势，可知孔子的”尊周”与”存周”之说已不可行，他一方面继承孔子”仁”的思想，主张仁政德治，一方创造以”民心”决定政权得失的看法，替代以”天命”阐释政权转移的旧说。
孟子认为执政者的德行会影响国家的治乱，仁政的施行在于上位者是否有仁心，若是为君无道，导致民心向背，则可以推翻原本的政权。他继而提出王霸论：
若能以德服人，臣民便能“中心悦而诚服”，因而长治而久安；若以力服人，无力时便臣服、有力时难免就起而抗之，国家便会陷入危机。
在权力大小、武力强弱的现实状况外，孟子提供了另一套政治的价值判断，认为”仁政德治”才是最重要的。虽然韩愈确实因欲解决藩镇问题而希望将权力、威望收束中央，但他也说：“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就可以证明韩愈对于君权非绝对的崇拜。
孟子
孟子更将孔子的”德政”由道德层次实际应用到施政上，实行”仁政”，提倡养民（为民置产、不违农时、薄税歛）、教民（由教化可得人心归附）、并且善用民力等，这些政策对于韩愈也有直接的影响。
贞元十八年（公元803）关中旱灾，田种不收，而京兆尹李实却为巩固恩宠，只顾聚敛进奉，韩愈身为监察御史，上书给德宗说：
请求停征税赋，待来年收获再行补征。韩愈担任地方官时对孟子的仁政更力行不辍，潮州在唐代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韩愈任潮州刺史时，韩愈上任后探询民间疾苦，效法先王为民除鳄鱼之害。
除此之外，潮州学官久废，文风衰弱，玄宗以后百十年间不曾有到长安应考的士人，韩愈到任后，即聘当地秀才赵德负责开办学校，教授生徒，韩愈则出部分俸禄作为兴学资本。同一年冬天，韩愈转任袁州刺史，当地因水旱灾害、公私债务而借钱者，有以儿女作为抵押的通例，韩愈到任后立刻下令禁止，又设法释放被典押的男女七百三十一人，他在袁州和潮州任官的时间不长，但政绩卓越，为人称道。
潮州韩愈纪念馆前的韩愈雕像
宋咸平二年（公元999），潮州通判陈尧佐建了潮州第一座祠堂──”韩吏部祠”，元佑五年（公元1090）由太守王涤迁至城南，并请苏轼撰写〈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誉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并从文、道、忠、勇四方面给予韩愈极高的评价。
韩愈捍卫儒道的立场坚定，但在创作中心态开放，出入雅俗写作手法，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开展有重要的贡献。
虽然韩愈对孟子的推崇虽在当时没有引起很大的回响，但他在各种议题上，继承并发展孟子的思想，抨击释道的立场坚定，复兴儒学不遗余力，匡正时弊的各项议题是非常实用主义的，面对中唐由盛转衰的景象，绝对是有时效性的。
皮日休画像
加上韩门弟子的广传，成了宋代学术思想的风向球，加速了孟子升格为经的步程。甚至有人更直接将韩愈视为唐代的孟子，皮日休说：“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宋代尊孟崇韩的现象就更明显了。
参考文献：
《韩愈》
《韩昌黎文集校注》
《唐代孟学探赜》
《论语》
《宋史》
《皮子文薮》
《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陈寅恪先生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