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的皇帝在选择接班人时，基本上都是立长子为太子。在明朝，朱元璋就为子孙们立下了继承规矩：“有嫡立嫡，无嫡立长”。
但是，万历时期，原本该按规矩立为太子的皇长子朱常洛，不仅差点就被同父异母的兄弟取代，并且，为了接班胆战心惊二三十年，结果没想到继位仅一个月就挂掉了。其运气之背，在明代皇帝中恐怕数一数二。
朱常洛是万历的第一个儿子，理所当然地要成为江山的继承人。但是，万历对朱常洛却十分冷淡，一直不肯立他为太子。事情的由来则是朱常洛的生母只是个普通宫女，当年，万历血气方刚时，偶然与她天地一家亲，一夜胡天胡地，没想到她竟生下了皇帝的长子。
有一个说法是，万历是一个虚荣的人，虽说他贵为天子，却无法容忍自己的皇位竟然将由一个宫女所生的儿子来继承。相反，出身高贵的郑贵妃才是万历的真爱。
这也许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但并不是全部。现在看来，万历和郑贵妃的感情才是更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爱屋及乌，万历对他和郑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也视若掌上明珠。反而是朱常洛，虽然从祖宗的法度来讲是最应该继承皇位者，但他的地位一直得不到万历的承认，而一天天长大的朱常洵对他更是一种巨大的威胁。
因此，朱常洛这位皇长子一直过得十分窝囊。他生于1582年，按本朝的惯例，他在几岁时就应当被册立为太子，但直到1601年，他已经二十岁时才得到承认，且其地位仍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明代是一个文官制度十分成熟的时代，文官集团有一整套的道德伦理以及祖制规矩调和着他们的行动。万历迟迟不立太子，并且随时显露出有废长立幼的企图，这和道德伦理以及祖制都是严重背道而驰的，没法不引起文官集团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反对。
自万历十四年，内阁首辅申时行等人首次上疏请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开始，文官集团先后数十次向万历提出这一请求，但均遭到了万历的拒绝。
万历的拒绝也是花样百出：万历十四年，申时行等首次提出册立太子时，万历以朱常洛身体年幼虚弱为由，要求臣民们再等两三年。
继而，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验封司员外郎沈璟等人再次提出此议，并附带着将矛头对准万历宠爱的郑妃时，万历这次可没什么好脸色，他对劝立太子者勃然大怒，一把将奏章摔到上疏者头上，痛骂他们“窥探上意，疑君卖直，好生无礼”。上疏者或贬极边，或被降职。
但一个成熟的文官体制并不会因其中一部分人的升迁或是降职而有根本改变，而且，维护祖制、忠君进谏这种事情是每一位自许为忠臣的文官们乐意而为的。倘若为此而遭到皇上的处分乃至廷杖，名声立刻传遍天下，被时人目为英雄。
因此，虽有前车之鉴，但此后南京和北京两地的官员们还是接连不断地上疏达百次之多，万历不是将这些人革职为民，就是当众进行野蛮的廷杖。
此后几年，万历对来自文官集团的要求他遵守祖制的奏事者一律无情打击，他曾经“一怒而斥谏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骇叹”。但上书奏请者依然有增无减。万历无奈，只得答应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春天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可到了这一年，他企图将皇长子常洛与三子、五子一并封王作搪塞，引起文武群臣强烈的反对，才被迫答应明年春天先举行皇长子出阁讲学礼。
此后，万历又抱定“待嫡”之说，说要等到皇后生子后再立——但皇后明明是没有生育能力的。等了几年，皇后当然也没法生出孩子，他又回到皇长子身体虚弱的老路上来。
明人谷应泰说：“自古父子之间，未有受命若斯之难也。”
由于地位长期得不到确立，皇长子朱常洛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甚至连太监们也不把他放在眼里。
据记载，有一年他出阁读书时，正值冰天雪地的寒冬时节，侍候他的太监们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围着火炉喝茶聊天，却没人给这位皇长子生火。当时他穿的是一件普通的狐裘，冻得全身发抖。讲官郭正域实在看不下去了，气得大发雷霆，太监们才慢腾腾地出来生炉起火。
等到后来，不得已立了朱常洛为太子，但这位太子的命运并没有根本性好转，就连他的大婚，万历也托病不去，闹得朱常洛只得和太子妃相对垂一把辛酸泪。
然而，尽管历尽三十余年艰辛才登上皇位，但朱常洛这个倒霉的家伙继位仅一月便病死了。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是，他的死因很不体面：登上帝位的狂喜使这位多少年来一直“克己复礼”的家伙昼夜淫乐，结果很快就搞垮了身子，乃至英年早逝。
至于万历最喜欢的、企图让他接自己班的朱常洵，他成年后去河南当他的福王。后来，李自成打下开封，福王作了俘虏，把肥胖的福王和着鹿肉一起煮食了，称为“福禄宴”。
